巴金翻译的第二部世界语剧本，是阿·托尔斯泰所撰写的《丹东之死》。该译本一九三年七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译者署名巴金。

法国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爆发，一般认为至一七九四年夏，雅各宾派领导人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相继走上断头台而终结。《丹东之死》即是以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法国巴黎为背景。全剧分为十二幕，从多角度展现了同为革命家的丹东被曾经的战友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经过。

那当时，社会极度贫困，一般民众甚至没柴，没面包，没盐，忍饥挨饿。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层社会:贵族、知书识字的人等，甚至要将一个用手帕揩鼻子的青年吊死。罗伯斯庇尔则向民众宣讲，革命已取得伟大成就，不过尚需继续努力:

昨天你们还是奴隶，今天你们便是伟大的民众了。然而记住: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勇气，为的来保持我们的权利，新的人类的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敌人并未全被征服。我们里面还有敌人。^[22]

在第三幕的议会代表大会上，罗伯斯庇尔含沙射影指责丹东饱暖淫逸，并疾呼“法国民众的神圣工作乃是把最高的正义、自由、平等、博爱重建在世界上，把人类现今所沉溺于其中的最大邪恶当作莠草一样连根地拔去”^[23]。他号召使用恐怖的手段来维护共和政治:“恐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我们的纯粹性，我们的怜悯。”^[24]

第五幕，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就革命问题唇枪舌战。丹东认为革命已经完成，“恐怖”政策应该完结了;罗伯斯庇尔则认为完成的只是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才刚刚开端，“为争真平等、真自由、真博爱之长期的无怜悯的斗争”^[25]才开始。丹东认为民众需要和平，说法国已开始在罗伯斯庇尔的社会政治理念下痛苦呻吟;罗伯斯庇尔则认为:

民众应该从生活中去掉数千年来的不义的大地层。只要还有一个头高出民众之上的时候，民众便不会停止为争神圣的平等的斗争。只有由社会平等，由阶级，品级之废除，由劳动之平等的分配，由富之消灭，由社会奴隶制之废止，我们才会达到幸福，这是博爱，和精神的发展，这是自由。^[26]

丹东身处险境却不愿离开巴黎，亡命国外，尽管明知留下来必定难免一死。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屠杀”并非出自丹东的意旨，但他似乎下意识里仍有着一种深深的罪责，而甘愿为之赎罪。他发出质问道:“谁发明出来为了救人类便应该用它自己的血来灌溉它?”^[27]

后来，丹东被捕，并被强加罪名，被判绞刑。戏剧第十二幕，晨雨纷飞的城市广场上早已等候着死刑犯的亲人和其他人群。丹东等一行被押送至刑场，丹东第一个登上断头台。他留下的最后的话是:“法国人，我把我的光荣遗传给你们。而且你，刽子手呵，你把我的头拿给民众看罢，我的头是值得这样的!”^[28]

巴金在翻译完这部戏剧之际，曾写了一篇长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作为初版本的《译者序》。后来第三版及其以后版本，该文被作为《附录》移至书末。戏剧正文译文大约三万一千字，而这序文便竟有将近一万四千字，由此可见巴金对该剧的看重，以及对法国大革命意义的肯定和深入了解。

在巴金看来，在法国大革命中，无论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尽管有政治上的分歧，却都是革命家，都是革命的英雄。他说: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中间大部分都是极勇敢，极高尚，极诚恳的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都是出于诚意，就是说他们相信这种错误的行为是正常的，可以拯救祖国，所以大家都甘愿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登断头台而不悔，就在临死的一瞬间他们还相信“共和国万岁!”。^[29]

或者借用他所转引的布洛斯的话来说，这些革命者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热忱，牺牲，崇高精神，无我之心，视死如归和人类爱等等美德”，简直超乎了我们语言之所能及^[30]。巴金为这样的革命精神，这样的献身精神，这般的诚挚恳切，感动不已，并被激起无限的热忱。

但是，巴金选译这部戏剧，并写下接近原文一半篇幅的序言，上边的感动并非全部。巴金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者，透过“丹东”“罗伯斯庇尔”这样的表象，他真正看到的，是人民的参与，是群众的力量。历史是人民的，也是民众所创造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故事》里，他写道，当自己也走到曾经代表压迫与不义的巴斯底广场，看着如今的象征着自由与正义的自由女神像，心中不禁暖流涌动，几乎流下泪来:“我想如果压抑下激情让历史来说话，那么它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人民终于会胜利’吧。”^[31]

巴金说，回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人们所能看到的真正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国的民众:“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比尔;这个英雄是民众。”^[32]因为，掀起社会骚动的是他们，攻陷巴士底狱的是他们，推翻封建制的是他们，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是他们，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共和国的也是他们。而那些革命领袖，那些台面上的英雄，事实上常常趋于保守，总是远远地跟在民众的后面。

此外，巴金翻译《丹东之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寄寓于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如罗伯斯庇尔所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尽管方式上未必妥当或有效。这一理想的付诸实践，可以说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而这种理想，也当然与作为安那其主义者和世界语主义者的巴金的社会理想相符合。

以上即是巴金选择翻译这部戏剧的综合缘由:有为理想甘愿上断头台的革命领袖，更有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的真正推动者——民众，而且其理想与实践都代表了先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与巴金所抱定的社会理想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