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Esperanto)，一门国际人工语言，系俄帝国比亚韦斯托克市(Biaāystok，现归属波兰)眼科医生、理想主义者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集十年之功，于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首部世界语基础教程《第一本书》(Unua Libro)而正式宣告创立。当时，柴门霍夫生活的小城里居住着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和波兰人，因为看到社会上因语言差异、因政治信仰等不同而纷争不断，互相仇视甚至杀戮，他萌生这样一个希望，决心创立一门简单易学、政治中立的人工语言，超越民族纷争和纷繁语言隔阂，以增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最终将整个人类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平等博爱、人人和睦相处的和平安宁的国际大家庭。这门语言初始命名“La Internacia Lingvo”，即“国际语”，不过因柴门霍夫《第一本书》署笔名为“Doktoro Esperanto”——“希望博士”(“Doktoro”意为“博士”;“Esperanto”意为“心怀希望的人”)，后来人们干脆就以“Esperanto”来命名这门语言，以寄寓其美好的愿望和社会理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众多志士仁人都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社会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语随同安那其主义一同传入中国。具体传播者，既有俄国商人，也有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英法等国家的中国学生，如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复、区声白等。这些人也都是(或曾是)安那其主义的热忱信奉者和宣扬者。

安那其主义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世界语博爱和睦的寄寓，都紧紧抓住了中国民族社会出路探索者和实践者的心，且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也相谋合。正如陈原所说:“把世界语引进中国并且使它成为‘气候’的最初一批传播者和拥护者，主要是社会改造家，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不持什么主义只是朦胧地憧憬着大同社会，追求着自由、平等、公正的思想者。”^[1]

巴金便也是属于这之列。步前行者之后尘，对安那其主义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也使他将目光同时投注到世界语这一理想化的语言上来。一九二一年，年仅十七岁的热血巴金，不仅发表了几篇反映其安那其主义思想的政论文章，还专门就世界语撰文《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2]，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半月》第二十号，署名芾甘。文中，巴金认为，世界语之所以受欢迎，主要缘于两大特点:一是“结构完善”，二是“主义正大”。第一点“结构完善”主要是从语言特征来讲的，包括其发音、词性、词义、词语派生、文法、词汇量。从这六个方面，巴金得出结论认为，世界语较之英语、德语、法语、汉语，学习起来都容易得多。第二点“主义正大”是从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来说的。如巴金在文章所引柴门霍夫的《希望歌》(La Espero)中所愿:“基于世界语(或作中立语)人人皆相识，彼此均辑睦，组织大家庭。”(区声白译文)(Sur neǔtrala lingva fundamento，/komprenante unu la alian，/la popoloj faros en konsento/unu grandan rondon familian．^[3])这也即是安那其主义者所追随的“世界语主义”:“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同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巴金热情呼吁道:

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该做的事，没有比这事还要重大的了:同志诸君，我们应当努力向前!奋斗，开世界大同之路!

大概也是在这一年^[4]，巴金开始向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一九二四年，巴金随三哥一起到了南京。于此，巴金正式认真学习世界语。据他在为小说《家》的世界语译本(魏以达译)写的《一篇序文》^[5]中介绍，他一九二四年到南京念书，找到世界语课本，开始每天一个小时自学，从不间断。课本学完，于是从上海一家不大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借助字典，仍是每天一小时，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其中包括《波兰作品选》(原书待考)、《安徒生童话集》(Fabelo de Andersen)等。不到一年时间，小书店里仅有的几十种世界语书籍被他读遍，他也可以使用世界语自由交流了。

一九二八年年底，巴金从法国回来，一九二九年一月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担当函授学校教职，后又当选为学会理事及常务理事，直至一九三二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闸北鸿兴坊被炸毁，学会不复存在，巴金才离开了世界语运动^[6]。在此期间，巴金曾编辑过几期学会刊物《绿光》(Verda Lumo)。但这并非说巴金与世界语从此音信断绝。巴金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日记^[7]——也是比较集中的可考资料——里面就有着大量关于阅读世界语文学作品、坚持听世界语自修唱片以及与世界语相关的活动交往的记载。

事实上，理想主义者的巴金终其一生都对世界语情有独钟。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家》世界语译本序言里说，一九三年代曾想望自己的长篇小说能有一个世界语译本，甚至打算自己动手翻译，虽终未遂愿，但“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文革’，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8]。进而，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给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致函中，巴金又说:

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我国世界语热情支持者鲁迅先生说过，他曾见过几位世界语家，都是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的。我完全同意他对世界语者的评价。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的确是来不得半点口是心非和利己主义的。为图私利而学世界语，无论学得多么好，都是同世界语者这光辉称号不相称的。^[9]

同时，除了参与世界语运动，为世界语呼号外，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巴金，还不仅创作世界语文学作品，如《在黑暗中》(En la Malluma Nokto)、《我的弟弟》(Mia Frateto)，更翻译了将近三十万字的世界语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此外，还有一些译品虽然主要是从其他语言翻译，却也有不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相应世界语译本，如《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便是其一。

巴金翻译的世界语作品，有篇章形式的，如《凡尔加，凡尔加》(Volga，Volga)(俄国民歌，一九二九年三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给我的母亲》(Al Mia Patrino)(赫里斯托·勃特约夫〔risto Botjov〕著，一九三一年《学生杂志》第十八卷第一期)、《加斯多尔的死》(La Morto de Kastor)(伏奈斯悌〔Bratescu Voinesti〕著，一九三一年二月《时代前》第一卷第二号)等;也有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如秋田雨雀(Ujaku Akita)《骷髅的跳舞》(Danco de Skeletoj/骸骨の舞跳)(一九三年)、阿·托尔斯泰(A．N．Tolstoj/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丹东之死》(La morto de Danton)(一九三年)、尤利·巴基(Julio Baghy)《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la Aǔtuno)(一九三二年)、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过客之花》(La Floro de la Pasinto)(一九三三年)等。此外，受上海世界语学会之托，巴金还编辑有盲诗人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ВасилийЯковлевичЕрошенко)童话作品集《幸福的船》。

其中以单行本专书出版的，大体可分为三类。前两类按文学体裁分，一是剧本，包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内含三个剧，分别为《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和《首陀罗人的喷泉》)、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和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二是小说，主要是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另一类就是巴金所编辑出版的爱罗先珂的世界语(为主)童话集《幸福的船》，内中包含多篇文章，译者有鲁迅、巴金、夏丏尊、胡愈之等。另外，《凡尔加，凡尔加》只是《叛逆者之歌》里的一首，其他篇章原文均非世界语;《加斯多尔的死》也只是集子《笑》中的一篇，其他作者作品源文本亦非世界语，因此，二者均暂不在此讨论之列。

下面，本章将就巴金所译介的世界语单行本作品进行讨论(因缺乏相应世界语源语文本，故以下讨论均以巴金汉语译文为直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