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巴金不是诗人，虽然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组诗。但国外追求自由平等、反抗专制的革命者以及反映革命者事迹的诗歌，巴金却翻译过一些，虽然较之于他翻译的安那其主义理论书籍，安那其主义革命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传记，以及塑造和反映革命者斗争心路历程与实践经验的小说、戏剧，也为数不算多。
巴金翻译并结集出版的诗歌类作品有两部，一部是普式庚(普希金)等人的诗歌合集《叛逆者之歌》，一部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题名叫作《散文诗》。
1
《叛逆者之歌》共收录诗歌十二首，翻译的时间跨度很长。巴金自己说:“这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我十多年来的一点小小的成绩。其中有发表过的，有未发表的。”最早的《伏尔加的岩石上》是十一年前的一九二八年翻译的，但也有一九四年九月集子出版之前不久翻译的，如中滨铁的《忆古田大次郎》[69]。也是因为如此，较难一一考证各诗的原有出处，因此就暂都不附源文了。
这些诗歌译文，有的最初散见于各种刊物杂志上，如《露西·德木南》(后更名《吕西·德木南》)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凡尔加凡尔加》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年五月《绿光》第七卷第五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草野》第六卷第一号，等等。“叛逆者之歌”是巴金给自己的翻译诗集起的一个名字，也表现出巴金对这些诗的作者或诗中主人公的归纳和认可。“叛逆”，在这里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换个角度说，巴金翻译这些诗，虽然战线颇为漫长，但从头就是有着特定目的性和明确选择性的。
诗集的前两首《凡尔加的岩石上》(收入《巴金译文全集》时更名《伏尔加的岩石上》)和《凡尔加凡尔加》(收入《巴金译文全集》时更名《伏尔加伏尔加》)是俄国民歌，所歌颂的故事主人公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进(Stenka Rasin〔Razin〕)。据巴金介绍，拉进“以‘土地与自由’为号召，得农民的拥护，声势非常浩大，后兵败被擒，于一六七年六月在莫斯科受车裂之刑”[70]。从两首诗里，读者既可看到拉进勇猛无畏的一面，也可看到他残暴脆弱的一面。
第二、三首分别是《寄西伯利亚的音信》和《答普式庚》。前者为普希金所作，后者为“十二月党人”对普希金的答谢。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国受西欧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专制主义感到不满，最终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起由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推翻沙俄专制政府和农奴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五人被判处绞刑，其余大批革命者被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力或生活。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在十二月，故而称之为“十二月党人起义”(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Decembrist revolt)，起义者也被称为“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Decembrists)。巴金在译后记里也说:“十二月党暴动是俄国一部分有知识者为国民争自由的运动。十二月党的革命家是民主主义者。”[71]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却在俄国敲响了自由民主主义的警钟，其殉道精神也感动着无数的人。他们中本来就有许多是诗人作家，并办有文学刊物，因此他们为民众争自由的革命行动和遭受的苦役更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的音信》[72]即是其中的一首。诗中写道:
在西伯利亚矿坑深处，
你们骄傲地忍耐着;
那艰苦的工役不会成为徒然，
叛逆的思想永远顽强地存在。
在地底黑暗沉闷的空气中，
“灾祸”的姊妹“希望”会
将快乐的勇气传到你们的心里:
那个大家愿望的日子就要来临。
十二月党人在《答普式庚》[73]里则酬答道:
我们的艰苦的工役决不会成为徒然，
从这火光里将冒出一股强烈的火焰，
我们的人民也将从睡梦中惊醒，
跟随着“自由”的旗帜，不怕长夜漫漫。
我们要把镣铐铸成我们的军刀，
“自由”将率领我们这般军曹，
前进呵，我们要将暴君打倒，
我们的人民会走上自由的大道。
在矿坑服劳役那样的苦闷境地，能得到普希金如此充满鼓励的问候，的确让殉道者们勇气倍增。而十二月党人的回复也同样令人感动，使人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巴金译介这两首诗，亦应是崇敬他们的为民众谋福祉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殉道精神，他想要通过翻译来宣扬的也正是这样的东西。
第五首《断头台上》，巴金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海自由书店版《断头台上》一书中曾有引用。诗的作者据传是米纳科夫(Minakoff，原名待考)，一位俄国政治犯。诗中充满革命的豪情和对自由、真理的执着精神，面对绞刑架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恐惧:
要说我生前不能为你们的幸福
完全贡献了我的生命，
那么，请原谅我，朋友们。
我非常爱你们，
我的爱是真挚的。
［……］
这是我最后向民众吐出的呼声:
为着自由、真理、爱的缘故呵，
不断地向前猛进。
这首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是俄国多所关押政治犯和革命者的监狱中“最流行的歌曲”[74]，也因此激励和燃起了无数革命者的战斗热情，抒发出他们为着广大民众的幸福无所畏惧的战斗情怀。
第六首《献给苏菲·巴尔亭娜》，作者是俄国诗人雅科夫·鲍伦斯基(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Полонский/Yakov Polonsky)。这是一首献给俄国女革命者苏菲·巴尔亭娜(Sofia〔Sophie〕Bardina)的赞美诗。苏菲·巴尔亭娜出生贵族，曾留学瑞士，回国后因为到工人中间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捕。因其在狱中不屈不挠，法庭上慷慨陈词，而被重判“在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九年”[75]。这首诗是对苏菲·巴尔亭娜困卧在牢房“铁石般冷硬的床上”的一幅素描画:“她不在思想，也不流泪，眼里只充满了无限的热情。”[76]
第七首《吕西·德木南》，作者法国诗人埃曼纽尔·德·埃萨尔(Emmanuel Des Essarts)。吕西·德木南(Lucile Desmoulins)为法国革命家和新闻记者加米·德木南(Camille Desmoulins)的妻子。加米·德木南是法国大革命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属山岳党(The Mountain)右派，与丹东(Georges Danton)关系密切。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加米·德木南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被处以绞刑。这期间，吕西试图劫狱施以营救，并在丈夫上绞刑架的同一天被捕，然后于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三日也追随革命者丈夫的脚步，毅然走上断头台，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诗人对吕西·德木南极尽赞美之词，从幸福浪漫、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到为救丈夫大义凛然就死，从一个女性到对万千青年女性的赞美感叹，写得柔情万千、淋漓慷慨。诗的结尾这样写道:
呵，我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民，
你的甘露整日地陶醉着我的心，
你的甘露养出了这些优美的女性，
她们是骄傲地死，她们是优美地生。
她们是骄傲地死，她们是优美地生，
她们有勇敢的灵魂，温柔的心。
在刽子手的利刃下面，
她们的伟大超过了一切的英雄。
我祝福你，我虔诚地祝福你，
所有的青年女人![77]
对于革命女性的赞美，是巴金的一个偏好。这首译诗亦不例外。其实不止巴金，也不止本诗的作者，还有无数的人。其中一个便是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据巴金在译后记里说，赫尔岑“曾经拿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女主角阿菲利亚来比她，称她做‘革命的阿菲利亚’”[78]。
第八首《劳动歌》，作者德国革命诗人乔治·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诗中吟唱道:劳动者们，你们种田、伐树、造屋、织布、开矿、备食，却自己没衣穿，没房住，没食物可保一家免于饥馑。你们制造了精美的鞋子，却被人穿了来践踏你们。你们创造了一切，换来的却只是沉重的镣铐，不仅在你们自己脚上，还包括你们的孩子。那么，人类的蜜蜂啊，你们的蜂刺呢?——
劳动的人，起来罢!
你要知道你有着的权力，
在你有力的手腕命令下，
一切机械的轮转皆会停止。
［……］
毁坏那拘束你的贫乏的镣铐，
推翻奴隶制度的贫乏与残暴，
面包就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79]
全诗节奏明快，理据充分，真切反映出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处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诗的最后三行，号召劳动者起来毁坏贫乏的镣铐，推翻暴政，因为面包与自由、物质与精神，二者缺一不可。而面包与自由，也正是安那其主义所追求的万人安乐的目标，如巴金所曾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面包与自由》所示。
第九首《忆古田大次郎》(片段)，作者日本安那其主义者中滨铁。据巴金在“译后记”[80]中介绍，这首诗是作者在大阪监狱中为忆述安那其主义同志古田大次郎而写。二者同是一八八五年重兴自由民权运动和推动立宪政治的“大阪事件”的主要人物，且都被日本明治政府判处死刑。而古田大次郎因为另还参与谋刺福田大将而先于中滨铁被判死刑。中滨铁在狱中闻此消息，便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写下这首诗。中滨铁本人也于六个月之后的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监狱中被处以绞刑。该诗原本有二百四十多行，被检查员删节多处，而巴金所译又是节选。
诗中主人公古田大次郎还是《死之忏悔》一书的作者。古田虽为一位安那其主义者，但巴金说，这部作品与安那其主义并不相关，如果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当。或者把它看作一个纯洁的青年灵魂(或者就说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81]。但巴金的内心有时很矛盾，虽然宣称自己不赞成安那其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活动，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惋惜，却又说每次读这本书，心灵都会被“强烈地震撼”，自己就是因为爱这本书，“甚至为了这书才发愿去学日文”[82]。
在这首诗中，中滨铁不仅表达了安那其主义者之间的信任、友爱与同心，还说:
克鲁泡特金的同志
司特普尼亚克说过——
在每个革命家的一生中
都有着立誓献身的崇高的一瞬!
［……］
看吧，在黑土之上，
霜蚀了的枯草，
在来春又有新芽发生。
为着欢迎这新绿的春草
在奈良古都的嫩草山上，
每年有一次“野烧祭”举行。
哈!哈!
革命的日子就要来临，
我们正向着永久的黎明迈步前进![83]
这就是安那其主义革命家的信念，崇高而坦然。在理论上，巴金不赞成安那其革命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他们的理解与无上的敬意。
第十首《遗言》，作者是美国安那其主义者柏尔森司(Albert P．Parsons)。前文《断头台上》曾有谈到，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美国干草市场(Haymarket)工人罢工，引发爆炸血案，后来被捕并于第二年被绞刑处死的四位革命者当中，就有本诗作者。据巴金在“译后记”[84]里介绍，这首诗就是作者上绞刑架之前几个小时写的。
该诗堪称一首悲壮而气贯长虹的告别词，让生者倍受鼓舞的同时，亦颇感生存于这不公不义世界的悲哀。诗中写道: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当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
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
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85]
诗集的最后两首属于散文诗，分别是《门槛》和《给裁判官》。前一首的作者I．Turgueneff，即通常英文拼写的Ivan Turgenev(屠格涅夫)。这一篇因为在下面要讨论的《散文诗》中另有收录，故这里暂时略过。
后一首《给裁判官》，作者未知，强名之为“无名氏”。巴金说，作者为一年轻俄国女郎，因有革命活动嫌疑而被捕，被莫名关押狱中很长时间，受尽痛苦，后来写完这首给裁判官的散文诗之后不久，就因肺病逝世——大概是死在了牢中[86]。
诗中，这位女郎说请求裁判官按照他们的“意思”，快一点给自己判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而可怕”。但她接着马上又说:“我的最大的罪证便是我爱我的同胞。”她对裁判官一脸的藐视，自然并非真正认为自己犯了任何的罪，自己有的只是“信仰”:
不管我犯了何等的大罪，你们裁判官却没有力量来裁判我。任何刑罚都不能够加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有一个信仰，一个“理想终于胜利”的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87]
确乎如是，沙俄政府爪牙和政权维持机关利用手中的暴力机器，维护的只是既得利益，扼杀的是为民族大众谋福祉、要锻造一个公平自由正义社会的信仰。因此在实现这样理想的道路上，总免不了铺砌上众多先驱和殉道者的灵肉。
整个这部诗集所带给我们的是一曲曲为理想奋斗的革命者的赞歌与安魂曲。有对压迫者的诅咒，有对革命前途的满怀信心，更有对人民大众的呼号。诗中所承载的这一切，也是巴金所要表达、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他说:
这十二首革命者的和关于革命者的诗歌是我十多年来的一点小小的成绩［……］我的译文虽然十分恶劣，但原著确实是血和泪的结晶。我自己被它们感动过，希望别人也受到它们的感动。[88]
2
巴金翻译的另一个诗歌集子是一部散文诗集，即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里面共收散文诗五十一首。巴金在该诗集《译后记》[89]里介绍说，屠格涅夫散文诗最初发表时只有五十首，没有《门槛》(Порог/Threshold)。包括后来英译本屠格涅夫的全集亦未收入。巴金是在一九二年柏林版俄语原文《屠格涅夫集》的第八卷(源文待考)里看到这首诗，他的译文也是根据这里出来的。其余五十首，除开八九首，全是根据加尔纳特的英译本转译。
巴金最初着手翻译这部散文诗集，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东京。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算起，当时他在日本已待了有差不多半年，颇感压抑和寂寞，于是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尤其是其中的《门槛》与《俄罗斯语言》(Русскийязык/The Russian Tongue)，以解怀乡思国之情和抒发战斗情怀。他原计划半年内将《散文诗》全部译毕，却不料只翻译了十首，一九三五年八月即回国，并正式参与带有安那其主义理想色彩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担任总编辑。因此，翻译的事一耽搁便是十年时间。这期间，巴金除了忙于编务和母语创作，在翻译方面也成绩颇丰，其中就包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处女地》等，而这本字数并不多的散文诗集却给落下了，虽然个别主要译于日本的单篇散见于《译文》《文学季刊》等刊物。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初在重庆，他从别人手中借到加尔纳特的英译本，才“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工夫把屠氏《散文诗》中未译的四十首全译了出来”[90]。
陈思和与李辉认为，《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晚期的著作，反映的思想比较消极复杂，巴金“最欣赏的是其中两篇，一篇是充满爱国主义思想激情的《俄罗斯语言》，一篇是歌颂女革命者的《门槛》”[91]。
而从发表收录的情况来看，《门槛》是《散文诗》中发表较早的一篇，初始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中学生》第五十六号，后来先是收录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门槛》，后又曾收入一九四年九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叛逆者之歌》等。到差不多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又拾笔重译该诗。此足可见巴金对该作的看重和喜好。
屠格涅夫在《门槛》中写道，自己看见一座大楼，楼的正面一道窄门洞开着，里面一片阴森迷雾。在高楼门槛前，站着一位俄罗斯姑娘。伴随着一股股寒气，门里传来一个沉缓浊重的声音，问这位姑娘是否明白一旦跨进这道门槛，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是“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是甚至不会有任何人祭奠的“无名的牺牲”与“灭亡”，是“犯罪”，而这样的打击和痛苦不仅来自敌人，也会来自自己的亲人朋友。但姑娘回答说，自己都知道，自己早准备好了去承受这一切，无论将来是否会为自己的信仰而后悔。于是，这位姑娘获允跨进门去，一道厚厚的门帘随之落下。这时，后面传来一个嘲骂声:“傻瓜!”(Дура!)而不知何处传来的另一个声音却说道:“一个圣人!”[92]
据说这首诗是屠格涅夫为苏菲亚·伯洛夫斯加亚而作——这个女杰我们前面曾有论述。但巴金也说:“我以为使屠格涅夫感动的俄罗斯女性绝不只伯洛夫斯加亚一人。伯洛夫斯加亚型的女子在当时的确不少。”[93]当然，让翻译家巴金深为感动的俄国女杰，也不止苏菲亚一人，而且他的感动也不仅仅停留于翻译上。
《门槛》在《中学生》上发表的同时，巴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译后回忆《在门槛上——回忆录之一》[94]，发表在《水星》一九三五年六月第二卷第三期上。文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七年前在法国，如何第一次读到这首散文诗的法译本，以及当时的激动心情:“那时的快乐和激动，现在回想起来，还叫我的心发战。”当时，他第一次翻译了该诗，并在一九三年四月《俄罗斯十女杰》一书的“绪言”中加以引用。四年后，巴金又读到爱玛·高德曼的韵文体英译文，深受感动，并于一九三二年冬挥笔写下了短篇小说《在门槛上》，初始发表在《大陆杂志》一九三三年一月第一卷第七期，后收入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生活书店版《将军集》。
小说《在门槛上》[95]采取一人称叙事，以法国巴黎为背景，写作者“我”——“吴”，一个星期六晚上，在日光咖啡店听讲演，认识了工人、革命家的演讲者尼古拉·意渥多和他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女儿马得兰。从谈话交流中“我”得知，十六七年前，意渥多的妻子因不理解意渥多的革命工作，跟别人走了;而三十多年前，还曾有一个女子，与他先后从俄国来到法国，曾为理想并肩工作，但不到半年这女孩就为革命回到俄国，后来在一桩重案中被判处死刑。这些话也勾起了“我”的满怀感伤，让“我”想起“我”早亡的双亲，想起也曾有过的却不再属于自己的恋人，想起自己为着理想，走过了风雨颠沛的漫长六年。不过，意渥多却鼓励“我”说，为追求理想，追求信仰，即便奉献上一个人整个一生的光阴也不算长。后来，西班牙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占领了巴塞罗那城，意渥多父女两人一同秘密前往。一个多月后，有从巴塞罗那逃出的同志带来消息说，在最后的一场混战中，父女俩双双战死疆场。
“我”不愿相信他们真的牺牲了，一直苦等着父女俩的消息。这样又过了三个星期，到今天晚上，“我”无意中借到一本书，里面正好有屠格涅夫的《在门槛上》(及《门槛》)，于是情不自禁地朗读了整整两遍(小说中全文翻译引用该散文诗)。“我”似乎在书页上看到了那个青春活泼的金发女孩，仿佛在说:“我一定可以看见黎明的未来。”“我”不禁忘情地将头俯在书页上……
《散文诗》中另一个重要篇章即是《俄罗斯语言》。不过，这一篇散文诗之于巴金，其重要性却不再是以往的争取自由平等，建立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那种意义上的。那时，巴金只身在异国日本，抗日战争虽未全面爆发，但形势已相当紧迫，加之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巴金遭到日本警方无故搜查和关押，这一切都让巴金感到屈辱和愤懑。忧国怀乡，无以寄托，看到自己所景仰的前辈作家、流亡西欧的屠格涅夫正好有这么一篇现成的短小精干的散文诗，巴金当然会视若珍宝了。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苦痛地担心着故国的运命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的唯一的鼓舞和支持，呵，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的语言呵!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事情绝不能够叫人相信。[96]
文章不长，加上标题“俄罗斯语言”和落款日期“一八八二年六月”，电脑统计:中译文共计一百四十五字(其中正文一百三十三字)。收入一九九七年六月《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时，正文又修改精简掉了十个字。
包含标题、创作时间，电脑统计:英文单词六十一个(俄文原文更少，只有五十四个词)。
短短的一段文字，道出了屠格涅夫对故国前途命运的殷忧，同时又表达出对祖国语言的赞美和对民族的坚定信心——有这样伟大的语言，必然有同样伟大的民族。此于巴金亦如是。故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让人绝望，然而有汉语这样博大顽强的语言，必然是生之于同样博大而顽强的华夏民族。任内政如何黑暗专制，外患如何来势汹汹，这个民族定会屹立不倒。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巴金在《自由快乐地笑了》[97]一文中说，“新生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刊载《闲话皇帝》，日方坚称该文讽刺了天皇)引发中日外交纠纷，最后《新生》杂志被国民政府查封，编辑被判刑坐牢。国内的“恐日症”摧毁了远在日本东京的巴金的勇气和希望，使他深感失望、疑惑与不安，于是:
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那诗给了我一个信念。我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苦痛地担心着故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我们的语言)是我唯一的鼓舞和支持。”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了你，那么谁能够看见目前故乡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事情我们绝不能相信。”
又，在1980年1月25日所作的《关于〈火〉》[98]一文中，巴金又说: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这里，我们从巴金这篇译文，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金作为一位安那其主义者，是反对所谓“爱国主义”的。早在一九二一年，巴金就曾发表过一篇登载在该年九月一日《警群》第一号上的文章，题目叫作《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99]。文中，巴金借托尔斯太(即托尔斯泰)的话说:“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与平民生活无与焉。”巴金也说:“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当时的巴金认为国人要寻得幸福，首先必须推倒“政府”“私产”“宗教”这几种制度。待这一切消灭，然后“分配财产，自由组织，互相扶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图众人之利益，众图个人之安宁”，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而关于这一问题，巴金在后来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里更有详尽充分的论述。
可如今，巴金也情不自禁地关心祖国命运，宣扬起爱国主义来。其原因何在?是他放弃了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安那其主义理想，还是别的什么?这一问题暂且打住，留待第五章再做细论。不过，这里有一句话不可忽略掉。是巴金在《散文诗》译后记里的另一句话，这句话初始写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所作《译后记》里，但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第四版的后记里不曾见着，不过一九九七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中又给补充了出来:“我们要继续奋斗!”[100]
【注释】
[1]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初版、1936年9月三版，第85页。
[2]Wallace，Donald Mackenzie:Russia．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500．
[3]布罗茨基:《解说》，《父与子》，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5月新译本，第330页。
[4]两者均转引自林子明:《三农问题与民粹派》，《书屋》2003年第4期，第30页。
[5]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初版、1936年9月三版，第97—98页。
[6]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46页。
[7]以上三篇文章的信息来自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2月，第596—597、598、600页。
[8]凡宰地:《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12月初版;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8月再版，第26页。
[9]巴金:《生命》，《点滴》，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4月，第10页。
[10]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3月，第4页。
[11]巴金:《灭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10月初版、1933年9月四版，第vii页。
[12]芾甘:《呈献给“吾师”凡宰特(代序)》，《断头台上》，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1月。(现文引自《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13]以上各章中文名称均遵照1933年9月上海新民书店版《自传》的译名。
[14]克鲁泡特金:《自传》(前部、后部)，巴金译，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初版;上海:新民书店，1933年9月，第382页。
[15]巴金:《前记》，《我底自传》，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初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3月六版，第1页。
[16]巴金:《给十四弟(代序)》，《自传》(前部、后部)，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初版;上海:新民书店，1933年9月，第1—5页。
[17]巴金:《代跋》，《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509页。
[18]Hapgood，Hutchins．“As Introductory”，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2nd Edition)．Alexander Berkman．New York: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1920．
[19]巴金:《后记》，《片断的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文学季刊》1935年6月第二卷第二期，第473页。
[20]巴金:《神》，《神·鬼·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初版、1947年3月十一版，第28页。
[21]巴金:《后记》，《狱中记》，柏克曼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第1页。
[22]巴金:《再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第85页。
[23]巴金:《后记》，《狱中记》，柏克曼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第2页。
[24]巴金:《后记》，《狱中记》，柏克曼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第2页。
[25]巴金:《后记》，《片断的回忆》，柏克曼著，巴金译，《文学季刊》1935年6月第二卷第二期，第473页。
[26]巴金:《后记》，《狱中二十年——回忆录之二》，薇拉·妃格念尔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2月，第269页。
[27]同上。
[28]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
[29]巴金:《梦与醉》，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
[30]巴金:《利娜》，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8月初版、1940年11月再版。
[31]巴金:《断头台上》，《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32]巴金:《断头台上》，《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33]同上书，第257页。
[34]同上书，第11页。
[35]巴金:《断头台上》，《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6]巴金:《绪言》，《俄罗斯十女杰》，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4月，第2页。
[37]同上，第1—2页。
[38]语出屠格涅夫《在门槛上》。同上，第5页。
[39]斯特普尼克:《地底下的俄罗斯》，李芾甘译，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8月，第55—56页。
[40]作者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涵盖广泛，既包括1870年之前的虚无主义者，也包括后来的民粹派，同时包括安那其主义者。比如，书中说，欧洲称克鲁泡特金为“虚无党运动底领袖”(leader of the Nihilistmovement)虽不算属实，但“他依然是吾党之最卓越的人中的一个”(one of themost prominent men of our party)。见《地底下的俄罗斯》第107、110页;Underground Russia:Revolutionary Profilesand Sketches from Life第82、85页。
[41]斯特普尼克:《地底下的俄罗斯》，李芾甘译，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8月，第63页。
[42]同上书，第297页。
[43]巴金:《译者小言》，同上书，第1页。
[44]巴金:《前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初版，1936年9月三版，第1页。
[45]同上，第2页。
[46]巧尔尼雪夫斯基:《何为》，世弥译，巴金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
[47]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初版，1936年9月三版，第89页。
[48]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9月初版、1936年9月三版，第97—98页。
[49]巴金:《再版题记》，《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19页。
[50]普利洛克:《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普利洛克、斯特普尼克著，芾甘译，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10月，第4页。
[51]Panorama:“全貌”的意思。——笔者注
[52]芾甘:《〈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译后记》，《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普利洛克、斯特普尼克著，芾甘译，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10月，第76页。
[53]斯特普尼克:《三十九号》，同上书，第7页。
[54]同上书，第27页。
[55]芾甘:《〈三十九号〉译者序》，《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普利洛克、斯特普尼克著，芾甘译，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10月，第2页。
[56]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第8—9页。
[57]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第36页。
[58]屠格涅夫:《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父与子》，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5月新译本，第320—324页。
[59]屠格涅夫:《给非罗索佛娃的信》，同上书，第325页。
[60]屠格涅夫:《给某夫人的信》，同上书，第326页。
[61]巴金:《〈父与子〉后记》，《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11页。
[62]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6月桂一版，1949年2月沪四版，第4页。
[63]Hapgood，Isabel F．“Preface”，Virgin Soil(Vol．1)．Ivan Turgenev．Translated by Isabel F．Hapgoo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4，p．viii．
[64]巴金:《后记》，《处女地》，屠格涅夫著，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第1版、1986年12月印，第350页。
[65]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6月桂一版、1949年2月沪四版，第517页。
[66]巴金:《后记》，《夜未央》，廖抗夫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1937年7月三版，第1—2页。
[67]同上。
[68]巴金:《序》，《夜未央》，廖抗夫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1937年7月三版，第1—2页。
[69]巴金:《前记》，《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1—2页。
[70]巴金:《〈凡尔加的岩石上〉、〈伏尔加伏尔加〉译后记》，《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14页。
[71]巴金:《〈寄西伯利亚的音信〉、〈答普式庚〉译后记》，同上书，第20页。
[72]普式庚:《寄西伯利亚的音信》，同上书，第15—16页。
[73]普式庚:《答普式庚》，《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19—20页。
[74]巴金:《〈断头台上〉译后记》，《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24页。
[75]巴金:《〈献给苏菲·巴尔亭娜〉译后记》，同上书，第27页。
[76]鲍伦斯基:《献给苏菲·巴尔亭娜》，同上书，第25—26页。
[77]埃曼纽尔·德·埃萨尔:《吕西·德木南》，《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28—35页。
[78]巴金:《〈吕西·德木南〉译后记》，同上书，第35页。
[79]乔治·海尔维格:《劳动歌》，《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36—42页。
[80]巴金:《〈忆古田大次郎〉(片段)译后记》，同上书，第54—56页。
[81]巴金:《后记》，《死之忏悔》，古田大次郎著，伯峰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8月初版、1941年2月四版，第4页。
[82]同上，第5页。
[83]中滨铁:《忆古田大次郎》，《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43—56页。
[84]巴金:《〈遗言〉译后记》，同上书，第60—61页。
[85]柏尔森司:《遗言》，《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57—61页。
[86]巴金:《〈给裁判官〉译后记》，同上书，第69页。
[87]无名氏:《给裁判官》，同上书，第67—69页。
[88]巴金:《前记》，《叛逆者之歌》，普式庚等著，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9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1页。
[89]巴金:《译后记》，《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5月重庆初版、1949年1月上海四版，第115—116页。
[90]巴金:《译后记》，《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5月重庆初版、1949年1月上海四版，第115页。
[91]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66页。
[92]屠格涅夫:《门槛》，《散文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5月重庆初版、1949年1月上海四版，第108—110页。
[93]巴金:《〈门槛〉译后记》，《门槛》，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中学生》1935年6月第56期，第79页。
[94]巴金:《在门槛上——回忆录之一》，《水星》1935年6月第二卷第三期，第222—226页。
[95]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1月，第58—76页。
[96]屠格涅夫:《俄罗斯语言》，《散文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5月重庆初版、1949年1月上海四版，第113页。
[97]巴金:《自由快乐地笑了》，《控诉》，重庆:烽火社，1937年10月初版，1940年7月五版，第30—31页。
[98]巴金:《关于〈火〉》，《创作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1997年12月印，第64页。
[99]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7页。
[100]巴金:《译后记》，《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