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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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小说翻译。《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实际上是一部合集，里面包含两个短篇，一是普利洛克(Jaakoff Prelooker)的同名小说《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二是斯特普尼克的《三十九号》。前一篇译自普利洛克《俄国之英雄与女杰》(Heroes and Heroines of Russia)中的第六章“For Knowledge and Freedom's Sake”，略有改写;后一篇译自斯特普尼克《沙皇治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Tzars)第二部分“Dark Places”第十章“深夜的搜查”(A Nocturnal Search)、第十二章“拘留所”(The House of Preventative Detention)、第十三章“可怜的三十九号”(Poor Thirty-nine)，其中第十二、十三章稍有删节。

第一篇《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还有一个副标题“一段虚无党婚姻之真实的故事”(The True Story of a Nihilistic Marriage)，另外还有两个人名——Sergius Sinegub and Sophie Tchemodanoff，不过巴金没有将它翻译出来。这两个人也即故事的主人公:辛奈加(Sinegub)和苏菲(Sophie，又名“松尼亚”〔Sonia〕)。

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解放后，在正义的贵族和中产阶级青年中掀起一股帮助和教育不识字农民的热潮。但要教导别人，首先得自己有知识文化，于是大批的热血青年开始奔向有大学的城市，学取各种专业，以便学成归来去帮助闭塞没有知识的普通民众。这其中也包括不满现实、追求新生活的新女性:

俄国的“新妇女”第一力求获得她们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识;其次力求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并不是为着她底自私与个人自己底安乐，而是为着便于尽力于俄国，于人类以及一般的自由与进步之目的的缘故。^[50]

不过，女性比男性更受道德、习俗以及对于女性特有家庭专制制度的限制。没有父母或婚后丈夫的同意，女性想要独自离家外出求学几乎不可能，更别说参加革命宣传活动了。于是，一些为了追求“知识”与“自由”、寻求新生活的年轻女子，便采取“假婚”的方式，与同为革命志士或同情于她们行动的男青年约好假意结婚，以此换取家庭自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这些青年男女甚至事先根本不曾认识，婚后互不相干，也可能再不会见面。这就是所谓的“虚无党婚姻”(Nihilistic Marriage)。

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这样一对，不过他们有所不同的是，两颗心最后真正走到了一起。辛奈加受同道朋友之托，伪装成苏菲的未婚夫，前去维亚特加省(Viatka)一偏远乡村的牧师华西里(Vasili Tchemodanoff)家，假意结婚帮助带出其长女苏菲，以前往圣彼得堡参加革命工作。故事写得精彩曲折，颇为扣人心弦。婚礼后三天，两人回到圣彼得堡，不久响应虚无党“到民间去”的口号，一同到特威尔省(Tver)一小村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两人真情流露，成为真正的夫妻。

后来，两人再回到圣彼得堡，因到工人中开展政治宣传而被捕，辛奈加被判到西伯利亚矿坑做苦力。服刑期满后，辛奈加携其家属自愿留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Tomsk)，没再回去。一家人命运多舛，备遭政治歧视和打击。大儿子死于日俄战场，十七岁的大女儿和十六岁的二儿子因悲观悒郁，相继自杀……这就是一个悲剧的社会之一个典型的家庭悲剧。

巴金很喜欢这个故事。他认为这篇文章要点全面，可以看作一篇“简短的虚无党运动史”，读者从中基本上可以看见“几十年来俄国男女青年争自由的大斗争之Panorama^[51]了”^[52]。

第二篇《三十九号》，故事从一八七五年(巴金翻译里写的是一八七三年，估计是排版错误)的一个黑夜，沙俄“秩序维护者”^[53](vindicators of order)的突袭搜捕开始写起，然后是这位女孩被逮捕，关进拘留所“三十九号”牢房，她自己也因此成了一个代号“三十九号”。在拘留所里，大家通过敲击牢房里墙壁和里面的水管互相传递信息。在这里，“三十九号”较之于学生时候，通过跟四周牢房各式各样的“罪犯”——有的仅仅是因为去了一趟某位革命宣传家的农庄，有的则是因为其朋友是革命者——交流，与各种革命者反而有了更多更紧密的联系，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执法官因她跟革命者X．有过密交往，指控她是X．指导下的一个旨在“推翻现社会秩序，毁灭财产，宗教，家庭等等”^[54]的秘密团体的成员。如此等等。由于这些指控均无据可查，她原以为不久就能出狱，却不料日复一日，一等就是三年，她失去了任何生的希望，在监狱幽闭的空间里，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变得形同废人。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结局，自杀、病死、发疯、流放……谁也不知道。一个无结局的结局。故事就此而止。

就这样一则故事，没有真实姓名，只有一个代号。不过，只一个代号便已足够，它便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巴金说:“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道在沙皇治下俄国男女青年为自由苦斗的一段惨史了。”^[55]

2

巴金翻译的另两部意在为其宣扬反抗精神与革命思想服务的代表性著作，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父与子》初版本根据一九二年伦敦威廉·海尼曼(William Heinemann)版加尔纳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转译，《处女地》初版本是根据一九二九年哈卜古德(Isabel F．Hapgood)英译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版和一九六年加尔纳特的英译版《屠格涅夫小说集》(The Novels of Ivan Turgenev)转译。

其中，《父与子》刻画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Bazarov)(也译“巴扎洛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以巴威尔·彼得罗维奇(Pavel Petrovitch)(“巴威尔”也译“帕威尔”)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自由派贵族之间，从外貌衣着到思想观念的冲突。巴扎罗夫随和自然，聪明自信，信奉科学，轻视权威、贵族和陈规惯习，初一出场便是一个鲜活的时代“新人”虚无主义者的形象。他应贵族少年阿尔卡狄(Arkady)之邀，到他家做客。第一次见面，巴扎罗夫从马车上下来，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可拉·彼得罗维奇(Nikolai Petrovitch)(“彼得罗维奇”也译“彼得洛维奇”)热情与他握手表示欢迎，他却“过了一刻才把手伸给他”，一双红通通的手也没带手套，而且是一头“浓密的长发”^[56]。

在书中，通过阿尔卡狄与父亲尼可拉和伯父巴威尔的对话，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者(nihilist)一词的拉丁词源进行了说明:“nihi”意即“nothing”(空、无);对其内涵做了界定:“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who accepts nothing)、“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who respects nothing)、“一个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事物的人”(who regards everything from the critical point of view)，或更准确地说:

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信仰任何原理，不管这原理是怎样地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57]

屠格涅夫自谓巴扎罗夫是一个“正直，诚实，而且澈头澈尾地民主”的人，自己所谓“虚无主义者”应作“革命者”解，但他注定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58]，称他是“英雄”^[59]，是“先驱者”^[60]。

巴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民族灾难的“文革”结束后，他重读和校阅旧译《父与子》，并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写下的“后记”里这样说道:

旧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发展，要壮大;旧的要让位给新的，进步的要赶走落后的——这是无可改变的真理［……］重读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对这个真理的信仰加强了。^[61]

3

另一部《处女地》是屠格涅夫停笔十年后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一八七年代民粹派运动为时代背景，描绘了以涅日达诺夫(Nezhdanoff)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抛弃自己富裕的生活和爵位，纷纷响应“到民间去”的号召，甚至因此身陷囹圄、上断头台也矢志无悔。故事描写了理想主义者涅日达诺夫带着爱情，带着理想，来到乡村学校，教育和启蒙农民，最后理想破灭而自杀。这故事也写出了俄国一代青年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历程。

普通民众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如未开垦的处女地，要想改变和破除，非浅尝辄止之功，如小说第一部分的题记所言:“要翻处女地，不该在地面上浅犁，必须深深挖进地里去。”^[62]

《处女地》与前一部《父与子》有很大的不同。用该书的另一位英译者——也是巴金初版翻译时所参照的译者，哈卜古德——的话说，巴扎罗夫看待农民总带着屈尊下顾的傲慢，而涅日达诺夫则是“热切地去拥抱农民，尽管他们对自己心存疑虑和排斥”^[63]。

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跟《父与子》一样，也曾遭到众多的非议。有人说它里面带有太浓烈的感伤情绪。不过巴金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四年八月“文革”期间，巴金重译完《处女地》，曾在新译后记里说，屠格涅夫“知道旧的、腐朽的一切都要灭亡，会有新的、进步的事物来代替它们。然而他并不理解这些新生事物”^[64]。巴金因为当时身处特殊政治环境，随时有再次被抄家的危险，所以说话比较含糊委婉，其实屠格涅夫是理解和支持这样的新生事物的。早年，巴金曾“诚恳”地劝说人们多读屠格涅夫的书，尤其是这一本，因为它不仅不感伤，“它让我们看见了希望”^[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