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前述的传记翻译，巴金另还有两部专门介绍外国安那其革命者的作品。一部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海自由书店版的《断头台上》，另一部为一九三年四月上海太平洋书店版《俄罗斯十女杰》。这两部作品既非原创，亦非较严格意义上的译作，而是带有比较明显的编译特征。

我们前面讨论《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时曾说，巴金著译的明确目的在于宣扬革命思想，鼓动革命，所以在形式手段上有时并不太拘泥小节。而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金曾这样写道:

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28]

战斗，战斗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谁的武器，如何使用武器，都不那么重要。所以，巴金甚至在自己的创作作品里“夹带”上较大篇幅的译作，远远超出了一般引用的范畴，如《梦与醉》^[29]里的石川三四郎的《春月之死》与《忆春月》(源文出处待考)，加闵斯基(Hanns Erich Kaminski〔Kaminsky〕)的《一个英雄的葬仪》(Das Begr－bnis eines Helden)。而小说《利娜》^[30]里的“第三封信”，原题为《裁判》(源文出处待考)，作者亚历山德拉(译者署名黑浪)，最初曾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平等》第一卷第九期。这部作者署名巴金的小说中，还有更多编译的东西，这里不予一一列举。

《断头台上》也是巴金为“战斗”而生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的部分篇章先是在刊物上发表，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录入上海自由书店版《革命的先驱》。一九二九年，巴金将其中部分篇章抽出，并加以修改，另又增添了一些新的篇目，从而编成本书。根据书中的内容看，该书书名缘自俄国虚无党人的一首同名诗《断头台上》(源文出处待考)。巴金还将这首诗的译文引入文中^[31]。

《断头台上》内容由两大部分及一个附录构成。第一部“断头台上”，内容包括一个引子(亦名为“断头台上”)和五个人物的事迹传略。每位人物单独构成一节，每个名字前面都有一个给人物定性的关键词:“圣人利索加布(Demetrius Lisogub)”“战士阿新司基(V．Ossinsky)”“一个英雄中的英雄——麦秀根(Hypolyte Muishkin)”“自由之战士——席米特(Peter Petrovitch Schmidt)”“革命之虎——盖尔书尼(Gregory Andreilvitch Gershuni)”。其中，前两位人物利索加布和阿新司基，来自斯特普尼亚克的《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亦译《地底下的俄罗斯》或《地下的俄罗斯》，英文名:Underground Russia)第二篇“革命的侧面”(Revolutionary Profiles)的两节;后三位人物麦秀根、席米特与盖尔书尼，分别来自普利洛克《俄国之英雄与女杰》(Heroes and Heroines of Russia)的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二章。

第二部“自由血”由十个篇章构成。第一章“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讲述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工人罢工遭到武装镇压而引发流血冲突，十名安那其主义者——司柏司(August Spies)、失瓦伯(Michael Schwab)、柏尔森司(Albert R．Parsons)、斐失儿(Adolph Fischer)、斐尔登(Samuel Fielden)、恩格尔(George Engel)、林格(Louis Lingg)、尼伯(Oscar Neebe)、雪老柏尔特(Rudolph Schnaubelt)、塞利格尔(William Seliger)——被无辜控以谋杀罪。其中除雪老柏尔特因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场而判无罪，林格因塞利格尔被法庭收买诬陷而得免，另外八人中:尼伯被判十五年监禁，其余七人全被判处死刑。这八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充分展现出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不畏强暴政治的气节和品质。最终，七人中一人狱中自杀，两人改判无期，其余四人第二年被绞死。这一事件在全美国以及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五一劳动节便是渊源于此。

第二章“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的生涯”，柏洛夫斯加亚出身俄国贵族，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投身民粹派革命运动，参与策划暴力推翻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最后被捕，慷慨就义。她的故事素材主要来源于斯特普尼亚克的《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该文亦收入巴金《俄罗斯十女杰》。

第三章“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第四章“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与第五章“东京的殉道者”，分别讲述了三国的革命者为反抗压迫，推翻专制，谋求人类的自由平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展开暗杀与复仇活动，而英勇就义的事迹。其中，巴金有这样一句话，表现出他对这些行动的态度:“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动人最光荣的一页。”^[32]

第六章“死囚室中的六年”至第十章“殉道者的遗书”，讲述的是萨珂和凡宰特(凡宰地)被诬陷入狱，直至判处死刑的过程，以及全世界正义人士对此事的抗议和声援。其中九、十两章主要是二人遗世文字资料的译文。

书的第三部分是附录“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复太一同志的一封信”。巴金在信中力陈安那其主义与恐怖主义并非互为因果，恐怖主义非但无助于安那其主义革命，常常还会起反作用。但恐怖主义乃现实社会的罪恶所造成，只要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恐怖主义也将如影随形。巴金呼吁，希望恐怖主义者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样方可确保革命的胜利^[33]。

巴金编译此书，目的就是要给这些革命殉道者筑起一个后世敬仰的祭坛:

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34]

他相信:“真理是不死的，正义是不灭的。宜传真理、为真理奋斗的人是终于会得胜的。记着这个，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猛进罢!我们是会得着最后的胜利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