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行动的原则和指导，实践才是实现目标的直接手段。巴金在译介安那其主义理论、致力于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理论建设的同时，同样也注重介绍以反抗专制压迫、追求自由平等为目标的革命者的实践经验，以他们的行动来感动人，鼓舞民众。

首先，巴金译介的革命者范围甚广，既有较纯粹意义上的安那其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柏克曼、凡宰地(Bartolomeo Vanzetti)等，也有革命民主主义者(包括俄国虚无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等)，如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áйГаврǘлович Чернышéвский/Nikolay Chernyshevsky)(也译“巧尔尼雪夫斯基”)、毕沙列夫(ДмǘтрийИвáновичПǘсарев/Dmitry Pisarev〔Pisareff〕)、妃格念尔(Вéра НиколáевнаФǘгнер/Vera Figner)、苏菲亚(СóфьяЛьвóвнаПерóвская/Sophia Perovskaya)(也译“索菲娅”)、赫尔岑(АлексáндрИвáновичГéрцен/Alexander Herzen)等。

其中，虚无主义(Nihilism)和民粹派(Populism)与安那其主义关系紧密。据巴金所言，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分旧、新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旧虚无主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一八七一年及其以后的第二阶段，新虚无主义以巴枯宁和拉甫洛夫(ПётрЛáвровичЛаврóв/Peter Lavrov〔Lavroff〕)为代表(巴枯宁亦是安那其主义经典理论家)。也是在这之后，“到民间去”(going in among the people^[2])得以广泛开展。这之后的虚无主义，也即一般称之为的“民粹派”。

而据布罗茨基(НиколайЛеонтьевичБродский)在评论屠格涅夫(Ивáн СергéевичТургéнев/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小说《父与子》的文章《解说》里面说:

“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者”这样的名词，后来用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是当作革命原理的名称的，不问任何反对沙皇政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党派，全包括在内。^[3]

而在中国清末民初，则不分新、旧或民粹派，常常将他们统称为“虚无党”。如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虚无党之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羡，使人崇拜。”廖仲恺在《苏菲亚传》一文中亦有说:“女员之多，虚无党之特色也，岂此极灵秀之气，果独钟于女子乎?”^[4]

虚无主义的社会政治理念，也与安那其主义基本一致:

虚无主义以脱离一切的羁绊，获取意志之自由为出发点。凡所谓社会、国家、宗教、家庭所强加于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之负担，它都藉口于个人底自由对之一概否定。所以虚无主义者不仅反抗政治的专制，而且还极其猛烈地反抗那束缚个人心意自由之道德的专制。^[5]

鲁迅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所谓虚无主义者，是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6]。

由此观之，巴金反过来将他们纳入到实现自己所信仰和追求的安那其主义社会革命的名下，一并译介到中国，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从文本体裁来看，巴金所翻译的包括传记、史话、戏剧、小说、诗歌等(这里以专著性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传主如凡宰地(亦译凡宰特)、克鲁泡特金、柏克曼、妃格念尔、赫尔岑等;史话如斯特普尼亚克(Сергéй МихáйловичСтепняк-Кравчǘнский/Sergey〔Sergei〕Stepniak)《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Underground Russia)等;戏剧如廖抗夫《前夜》(亦即《夜未央》)等;小说集如普利洛克(Jaakoff Prelooker)等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屠格涅夫《父与子》(ОтцыиДети/Fathers and children)与《处女地》(Новь/Virgin Soil)等;诗歌集如普式庚(普希金)等的《叛逆者之歌》等。

除了直接翻译，巴金自己另还有著述。其中主要的有:一是传记《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等，二是史话《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等，三是小说如《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等。

这些著译作品，一并构成了巴金译介安那其主义革命家事迹、传播斗争精神、鼓舞革命士气的英雄篇章。较之于理论译介，实践经验的再现、演绎和传播更显得丰富，巴金对此也似乎格外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