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某种意义上讲，是克鲁泡特金另一重要著作《互助论》的续篇。不过，巴金本人并未翻译《互助论》这部书。该书第一个全译本为周佛海所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三年十月改版。后来又有朱洗译本，上海平明书店一九三九年六月初版。据邹振环研究，关于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介绍最初见于《天义报》，而这部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曾“轰动一时”的《互助论》，最早节译本则见于《新世纪》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一—五十一号，题名《互助(进化之大原因)》，译者真名李石曾，署名“真”^[50]。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洗这个译本。对照一九四年英文本^[51]看，朱洗译本没有擅自的章节删减，唯一是鉴于克鲁泡特金书中不曾有“关于中国人的互助材料”，于是“不揣冒昧，在正文中，随处留心附加脚注外;还在本书卷末，增加附录《中国人的互助》一章”^[52]。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不仅校阅全书，补译《英文普及本序》，并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专门为该书写了一篇二千二百余字的《前记》。这也足可见巴金对克鲁泡特金这部著作的重视。

在《前记》^[53]中，巴金对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源头——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作了分析，认同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解释:“包含着生物间的相互依附，而且不仅为着维持各个体的生命，还要为着遗留子孙这样的广泛的比喻的意思。”巴金说:“达尔文在社会本能中看出一切道德感情之真正的根抵。”而对于俄国动物学家凯斯勒的一句话——“如果相互斗争是自然的一个法则，那么相互扶助至少也是一个。但是对于物种的进步的进化，互助比互争更为重要。”——巴金似乎跟克鲁泡特金一样激动不已:“克鲁泡特金怀着何等激动的心情说:‘这几句话对于我就是全问题的关键。’的确他在这里找到启示了。”同时，在该文中，巴金也对那些“以耳代目”、乱解克鲁泡特金的人进行了批评。

巴金对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三年错漏不全的译本感到很不满。身为翻译家、作家、编辑出版家、安那其主义者的他，虽不曾亲自翻译克鲁泡特金这一著作，却对该作的出版、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