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初版分为上、下编，下编名为《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译自俄文本，题名:tica:Origen y evolución de lamoral(译者:尼古拉斯·塔辛〔Nicolas Tasin〕)，共十五章和一个“结论”;一九二四年英文版亦译自俄文本，题名: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译者:路易斯·S·弗里兰德〔Louis S．Friedland〕与约瑟夫·R·彼罗什尼科夫〔Joseph R．Piroshnikoff〕)，十三章和一个结论。中文译本分为上下两编，共十六章(“结论”也算为一章)。根据巴金自叙，上编系根据英、法、日、西、世界语五种译本重译，下编根据英、法、德、日、西五种译本重译。不过，章节划分及名目却是依照的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唯一不同是西班牙语本“结论”未计入章数内)，理由如巴金所言:“西班牙文译本在分章上，确较其他各本为善［……］分章法，依西班牙文本，第六第七两章在其他各本均作第六章一章。下编中，分章法亦与其它各本不同。”^[42]

中译本上编七章，分别论述“决定道德底基础之现代需要”(Necesidad contemporánea de desarrollar los fundamentos de lamoral)、“新人生哲学底渐次进化的基础”(Visión de conjunto de los fundamentos de una nuevaética)、“自然界中的道德原理”(El principiomoral en la naturaleza)、“原始人民底道德概念”(Las concepciones morales de los pueblos primitivos)、“古希腊道德学说之发达”(Evolución de las doctrinasmorales．La Grecia antigua)、“基督教之人生哲学”(Laética del cristianismo)、“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道德观念”(Ideasmorales de la Edad Media y del Renacimiento);下编九章(第十六章为“结论”)，分别论述“从霍布士到斯宾诺莎与洛克之人生哲学底进化”(Evolución de laética de Hobbes a Spinoza y Locke)、“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法国道德学说”(Teorías morales francesas de los siglos XVIIy XVIII)、“从沙甫慈伯利到亚丹斯密底感情之人生哲学”(Laética del sentimiento de Shaftesbury a Adam Smith)、“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底道德哲学”(La filosofíamoral de Kant y sus sucesores alemanes)、“十九世纪前期之道德学说”(Teoríasmorales de la primeramitad del siglo XIX)、“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人生哲学”(Laética del socialismo y del evolucionismo)、“斯宾塞底道德学说”(Teorías morales de Spencer)、“居友底人生哲学”(Laética de Guyau)、“结论”(Consideraciones finales)。

克鲁泡特金期望，在未来的安那其主义社会中，“要保证万人底安乐，并不必把一种压制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放在任何人底肩上;人类到底能把他底全社会的生活改建在正义底基础上”^[43]。并且他相信，人类已创造出实现如此生活的“知性的空气”^[44](intellectual atmosphere)，也即是一种道德伦理。这就是从生物原始的“互助”(Mutual Aid)本能，进而衍生的“正义”(Justice)和最高形式的“自我牺牲/道德”(Self-sacrifice/Morality^[45])。他认为:“互助——正义——道德实为动物界及人类之研究所启示于我们的心理状态之一个递升的系列底连续的步骤。”^[46]“这便是有机的进化之普遍的法则。互助正义及道德之所以得以一个生得的本能底全力量来深植于人底精神中者，即此之故。”^[47]换言之，人类凭借这些从“互助”衍生进化而来，根植于人之内心的道德本能，无须强制和权威，便可建立起和谐而且自由的社会生活。

不过，这些本能虽然如食物、睡眠一样，同为人类“自己保存的本能”(selfpreservation instincts)，却在某些情形下会变得“衰颓”(decay)，而致使一个集团或人类甚或一个物种灭亡。因此，克鲁泡特金试图借助进化论的合理观念和现代研究所积累起来的材料，为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生哲学”(scientific ethics)或曰“科学的伦理学”^[48]。

一九二八年二月至四月间，巴金在法国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此书的上编，虽然常常一字一字翻译至深夜鸡鸣三遍才停笔休息，却并不感到劳累或枯燥。据巴金自己在《译者序》^[49]中叙述:

我底三哥在一封信里曾问及我底近来生活状况，我底回信中曾有这样的话:“近来我在拼命地译《人生哲学》，我底全副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自然要这样地度过一个人底青春，也许是可怜的事，然而现在我也找不到更美丽的方法。”

虽然，这样的工作并不曾使我厌倦，反而它是我底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强了我底信仰，鼓舞了我的勇气。实在，克鲁泡特金本人与他在本书中所述的思想，便是鼓励之泉源。

［……］

［……］我每一念及这一个人，我每想到这一本书，我便感觉到我有了屹立不动的精神，我可以在这一个浊流滔滔的大海中做一个坚定的岩石了。就是这种思想，它鼓励起我放下了一切事务，以像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革命横被摧残之际拼命地著述《人生哲学》时那样的心情，在这中国人大开杀戒之时期中，来拼命地翻译《人生哲学》。

具体而言，是什么让巴金感到如此鼓舞，使其豪情万丈，他解释说，据克鲁泡特金的观察和分析，“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自由与正义底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大概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推而言之，在巴金看来，一九二八年中国安那其运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有了社会革命的指导原则、方式方法还不够，仅仅摆事实讲道理并不足以真正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以确保革命的成功，虽然果真照此而行，安那其社会必然能实现。巴金认同克鲁泡特金的意见，并认为，更深层地，还需对民众进行道德建设和思想启迪，为其培养出一种高尚的情操，树立起一种牢固的革命献身精神，“把对于社会革命底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底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理的自己牺牲之火”，让他们深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换言之，巴金抱定的目的和理想，即是要在当下紧要关头，将《人生哲学》译介到中国，以求对大众(或者说至少有革命要求的群众)进行道德改造和精神重建，从心理和精神道德层面为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做一件夯实基础的工作，因为“实则没有崇高的理想，则理想社会之创造实是不可能的事”。看得出来，巴金也深信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现实功效，相信人们会跟他同样感动，同样被激励。

由是，巴金极感“《人生哲学》之翻译在现今却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了”，于是在翻译出版《面包略取》后，又选定此书，并“全副力量”投入翻译，志愿以此最“美丽”的方法度过“青春”。

当然，巴金选择翻译《人生哲学》，再一点就是，这克鲁泡特金人生最后一部皇皇巨著，是“以他毕生所积蓄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以他底广博的学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是他“半生研究之结果”。该书虽未及最终完成，“栋梁及主要的部分却已建成了”。而且构建这样一座大厦，也曾是安那其主义重要先驱巴枯宁未竟的人生夙愿。

此外，再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外都有一些自称“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误解甚至诬蔑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视之为不切实际的“玄学”。巴金翻译此书，也希望能起一个以正视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