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巴金在广州《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芾甘启事》:

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13]

当时，巴金从上海转道南京，正在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就读。这份启事，相当于是向全天下宣布和表明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身份。

在同一期上，巴金以“芾甘”为名，翻译发表了“东京安那其主义者”的《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文出处待考，下同)，并编译关于日本激进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的生平年谱:《大杉荣著作年表》。同时，他还在广州真社《惊蛰》一九二四年第一期翻译发表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在《民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九期编译发表《大杉荣年谱》，译者署名均为“芾甘”。从这里开始，巴金正式走上了安那其主义译介与宣传的道路。

巴金当时译介国外安那其理论家和革命者作品的目的很明确:“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14]这话是他几近晚年，遭受过太多的政治风浪和政治迫害之后，在特定政治环境下说的，因此比较委婉一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推己及人，用安那其先辈的理论来武装民众，用他们的革命献身事迹来感动和激励鼓动民众，以实现废除一切压迫与不义的人人自由平等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

在译介内容上，巴金既翻译有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也译有革命者传记作品。其中，后者既有安那其主义阵营的革命者传记，也有大量同样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传记。陈思和、李辉认为:“俄国的民粹派的英雄事迹几乎跟无政府主义同时吸引着巴金，后者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社会理想，而民粹派英雄则直接启发了巴金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15]

巴金在翻译上也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和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16]

他说，六十年间，尽管自己翻译的作者属于不同国籍，既有十九世纪也有二十世纪的，但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自己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自己跟他们一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巴金对自己预设的译介目标也充满着信心:“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17]

巴金所译介的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涉及的作者包括高德曼、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杜尔纳(John Turner)、蒲鲁东、阿利兹^[18]、洛克尔(Rudolf Rocker)、马拉铁司达(Errico Malatesta)、克鲁泡特金等。其中，最主要又有两人:克鲁泡特金和柏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