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译理念

巴金翻译思想的另一面，即是他对翻译问题本身的看法和观念。巴金并无对翻译问题的专论著述，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散见于其译著的前言后语，以及与他人的交锋之中。

1．“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这是贯穿于巴金整个翻译生涯，实践其社会政治与道德理想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巴金译文选集》序言里，巴金回顾总结自己的翻译人生说，自己写作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希望自己的笔能对社会起一些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12]

也即是说，巴金选择翻译的对象，首先是要打动了自己，能拿来作为武器的。因此，安那其主义理论上，他翻译克鲁泡特金、柏克曼等;革命者事迹上，他选取了凡宰地、克鲁泡特金、柏克曼、妃格念尔等。后来，从政治理想嬗变为一种道德理想，并成就他翻译人生最后高地的，则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巴金的翻译，处处都彰显着他特定的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几乎都是与他特定的理想紧密相连的。当然，例外也有，如“战斗”之余的，体现了德国作家斯托姆的“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的《迟开的蔷薇》;如挫折境况下的迷茫与沉思之洛克尔的《六人》;如作为“艺术”与“文化史料”价值^[13]的《回忆布罗克》等;以及巴西作家乔治·亚玛多的《在保卫和平斗争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上这些，或许并不直接为巴金的理想主义服务，不与他的理想主义合拍，但至少(估计除了最后一篇)是他喜欢的。

2．译本里“有一个译者自己”

巴金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是一种创作。在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我底自传》)一书的译后记里，他说:

我始终以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分，所以一种著作的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14]

这当然是事实。首先，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并非简单的“转换”，而是“转化”。以为将一个个“西文字”换为“华文”就算翻译，那就可以不要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来完成了。翻译是需要“化”的。这“化”，无论留痕迹或不留痕迹，都要恰到好处，既不要逆了源文本本意，又不要忤了译文读者的接受可能性。两种文字语言本身的差异，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文学、思维等差异信息，不是一般的换个文字拼写形式就可以摆平的，因此常常需要译者创造性的参与。其次，就阅读与接受本身来说，任何对一个文本的解读，都必然要受到读者自身身心状况、知识结构、素养兴趣等的影响和制约。读解的结果，必然便是如阐释学所谓的源文本与读者“视域的融合”^[15]。因此，译者既然首先是一个文本的读者，然后又是重写者，这译本里有一个“译者自己”更毋庸置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巴金所谓译本里“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亦可进一步理解为:原作为原作者为着安那其主义理想而著;译者翻译，也是将自己的理想与情感融贯在了译本之中。尤其以巴金这样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和翻译者，如此解读也似未尝不可。

3．译者的责任

巴金在翻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后说:“译者相信翻译本书时所负的责任，是在忠实地解释我们的大师的思想。”^[16]那么，说译本中“有一个译者自己”，与巴金推崇的“忠实”标准相矛盾么?其实并不见得就不相容。首先，忠实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存在绝对的忠实。唯一可能忠实的办法，就是不转述，不翻译。其次，忠实主要在于两个层面:一是语言信息准确，二是行文风格基本接近。所以，巴金才说，译者要“忠实”地“解释”原作者的“思想”。

还有一个事件，也足以证明巴金对于“忠实”的重视程度。一九三四年，巴金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关于翻译》，祝贺《译文》创刊，说:“最使我感动的就是那几个负责者的严肃的，忠实的态度。我希望它能够在这恶草丛生的翻译界中洒播一点新的花种。”^[17]并顺便对王了一所翻译左拉的《屠槌》《共和历第七月》等译名提出批评。然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王了一对巴金批评的回复，以及巴金的再回复。巴金以文本内外的具体事实阐明，《屠槌》(通常译名《小酒店》)与《共和历第七月》(通常译名《萌芽》)两个译名都系译者胡解错译，“犯了绝大的错误”，质问王了一“翻译的技巧不够”，“为什么又毫不惭愧地大量出产”^[18]。

姑且不去判定谁是谁非，但巴金对翻译忠实的态度和严谨的要求，从这里面却可见一斑。

此外，巴金因害怕自己翻译不到位，无论翻译屠格涅夫《处女地》《散文诗》，王尔德《快乐王子集》，洛克尔《六人》，还是高尔基《回忆布罗克》等，都以“试译”自居。尤其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巴金说，原文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二字”^[19]。并且在译作的封面上，也明确写明“巴金试译”。

直至晚年编辑《巴金译文选集》，巴金在序言里仍这样说:“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20]这当是怎样一种自我要求和胸襟呢!

【注释】

[1]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

[2]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542页。

[3]巴金:《亚历山大·赫尔岑》，《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第2页。

[4]巴金:《〈过去与思想〉和〈家庭的戏剧〉》，同上书，第1页。(注:《过去与思想》也即后来的《往事与随想》。)

[5]巴金:《一封信》，《巴金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第一版、1979年8月印，第6页。

[6]巴金:《再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第85页。

[7]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一号，1921年9月。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7页。

[8]巴金:《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海行杂记》，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第7页。

[9]芾甘:《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半月》1921年5月第二十号。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10]巴金:《一篇序文》，《随想录·病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印，第13页。

[11]巴金:《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佚简新编》，巴金著，李存光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60页。

[12]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下)，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5页。

[13]巴金:《后记》，《回忆布洛克》，高尔基著，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39页。

[14]巴金:《后记》，《我底自传》(后部)，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第1页。

[1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4月，第393页。

[16]巴金:《后记》，《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6月，第547页。

[17]巴金:《关于翻译》，《文学季刊》1934年第一卷第四期，第54页。

[18]王了一、巴金:《关于翻译》，《文学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二期，第622—625页。

[19]巴金:《译后记》，《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四版，第115页。

[20]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