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啊！又能躺进我这安乐椅里，可真是乐事一件，亲。只是心跳还有点厉害，因为我楼上楼下跑了好多趟，一路小跑。至于厨房的楼梯为何总是如此拐弯抹角，只得留给建筑师们去解释了，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行当——也从未理解过。要不然，为什么到处都是雷同的建筑，为什么不为居者的方便考虑，让我们少吹些穿堂风呢？再举个例子说吧，他们涂了那么厚一层石膏，我相信这只会给屋里增加潮气；烟筒的造型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宴会上戴的帽子，至于这玩意儿对烟雾有何作用，他们知道的恐怕还不及我多——烟雾钻进里面之前，先会以直线或者绕圈的方式，钻到你的喉咙里。在我看来啊，这些用新式金属材料制成、模样各色各样的烟筒（在街对面的下段，沃泽汉小姐家的公寓顶上足有一排）唯一的作用，就是在你把烟雾吞进肚子里之前，让它们变换出各种奇怪的花纹。我自己宁可吞下稀松平常的烟雾，反正味道没啥差别，更不用说还得装模作样，在屋子顶上做个记号，以彰显吞进你肚子里的烟雾是何形状的了。

现在我就在你面前，亲，坐在安乐椅上，在我自家安静的房间内。我的公寓位于斯特兰德大街上诺福克街81号，就在伦敦城区和圣詹姆斯宫的当间儿——要说有啥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旅馆，还美其名曰“有限公司”。但杰克曼少校更愿意管它们叫“无限公司”，因为这些房子从四处拔地而起，像旗杆一样越爬越高，直到不能再往上盖为止。但是这些奇形怪状的楼房在我脑袋里，仿佛让我在旅途之中，看到了老板或是老板娘的整张脸——我可不愿意看到门口的那些个铜牌子，上面还电镀上门牌号码，这玩意儿看了也不会叫人开心，我也不愿意像码头上的糊状物那样，被撩起来后就搁在那儿，到后来只得发电报给这些新奇的玩意儿求救，还不一定能奏效。亲，在这儿，不用我多说你也能明白，我仍然做着房屋租赁这桩买卖，也希望能一直坚持到离开人世那一天。如果可能，还希望圣克莱门丹麦区的牧师能来为我祷告，然后把我埋在哈特菲尔德的墓园里，这样我就能和我可怜的咧咧破先生尘归尘，土归土了。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闻好与你分享，亲，只能告诉你，少校还是坚守着客厅的一隅，跟这屋的房顶一样雷打不动。杰米长成了这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男孩子，我们也暂时不让他知道她那可怜母亲的事情——那个住在三楼，被丈夫遗弃，最后躺在我怀里离开人世的埃德森太太。他现在完全相信，我就是他的亲生奶奶，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还有件挺神奇的事儿，他对工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和少校用几把破阳伞、几个棉线卷筒就造出了一个火车头。火车沿着轨道前行没多久，就翻车跌下了桌子，还让好几个旅客受了伤，演得跟真的一样。然后我对少校说：“少校，你能不能想法子跟列车管理员通一下信号？”少校却装作生气地说：“不行，太太，这我可办不到。”我又问他：“为什么办不到？”少校答道：“这是我们铁路公司和商务部副部长阁下之间的事情。”亲，或许你还不信，虽然少校的回答难以叫我满意，他居然还是先写信到杰米的学校，问过孩子的意见后，才答复我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制作火车模型，还有那些精致、完美的信号器时（它们大体上和真的一样不管用），我笑着对他们说：“先生们，我在这项工程里该担任什么职务呢？”杰米搂着我的脖子，边跳舞边对我说：“你就当群众演员好了。”所以，他们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对待我，只留得我坐在安乐椅上发泄着怨气。

亲，像少校那样聪明的成年人，也许做什么事也不会马马虎虎——哪怕只是在玩游戏，他也会全心全意，认真对待。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杰米肯定深受少校这种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态度影响。在经营管理“咧咧破-杰克曼铁路大枢纽的大诺福克客厅线”时，亦是如此。“因为，”在给铁路命名的当天，杰米眨着眼睛对我说，“我们必须处处提到奶奶的名字，要不然那些亲爱的群众，”说到这，这个小家伙吻了我一下，“他们就不情愿掏钱啦。”后来，群众就开始认购股票了——先是买了10股，每股9便士。这些钱用完之后，又买了12股优先股，每股只要6便士——这些股票均由杰米署名，由少校联署。偷偷地告诉你一句，我这辈子买的股票都没有这一回买的多！就在那个假期里，铁路线铺好了，火车通车了，火车一路跑，像撞车、锅炉爆炸，以及其他各种事故和差错不绝于耳，一切就跟真的一样。少校凭着他独有的军人风度、紧迫的责任感当上了站长，亲，可每次下行的火车都是晚点发车，每回他都摇着那个小铃铛。这个小铃铛和那只小煤斗一道，都是从街上一个小贩脖子上挂的盘子里买来的。有一天夜里，我看到少校正在给还在上学的杰米写每月汇报，报告铁路、轨道和其他一些状况（这些文件都保存在少校餐具柜的顶端，每天早上擦靴子之前，他都要亲手掸掉上面的灰尘）。我注意到，他那副样子真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那眉头紧皱的样子，真是叫人有些害怕呢。说实话，少校做什么事都不会半途而废，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有一回杰米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测链和卷尺上街测量去了，准备穿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修一条我也不知道是啥的新铁路。单凭着一纸议会法案，他就以为能把整条街翻个底朝天呢！真希望老天行个方便，让杰米长大之后也从事这一行当吧。

说到我可怜的咧咧破先生，我又想起了他最小的兄弟，他还是个博士——到底是哪门子博士，我不甚了了，可能是喝酒博士吧。因为乔舒亚·咧咧破不懂物理、不通音乐，更遑论法律了。他的法律知识，怕都是在被该郡法庭不停召唤、接受判罚，然后畏罪潜逃的过程中学来的。有一回，他就在这间公寓的过道里被逮着了，手里撑着把伞，头上戴着少校的帽子，把门口的擦脚垫子往身上一裹，还自称约翰逊·琼斯爵士，巴斯二等勋章获得者。他戴着眼镜，自称居住在王家骑兵卫队阅兵场附近。那一回，他进屋还不到一分钟，侍女让他站在门垫上，他倒让侍女递给我一张卷成细条的纸——我看着倒像是蜡烛的捻儿，哪里像是便条啊。他给我两个选择，要么立刻借给他30个先令，要么看着他撞死在我桌子上，脑袋开花，然后就地站着等答案。亲，想着可怜的咧咧破先生的亲骨肉，如今竟要把脑浆洒在我的新油布上——甭管这人是多么不值得帮助，我还是跑出房去，问他到底一次想借多少钱，能不能不要赌上性命。出去才发现，他是由两位先生押解着来的，他们俩要不是自称法务工作者，我非把他们当成卖羽绒床垫的不可，因为两人身上尽是蓬松的羽毛啊。“先生，快给我戴上手铐！”乔舒亚对那位身材较小，但帽子较大的那位先生说，“脚镣也给铆上吧！”我脑子里闪过他戴着手铐脚镣，叮呤当啷走过诺福克街，又正巧被沃泽汉小姐从窗口瞥见的场景，我该是怎样的心情！“先生们，”我全身发抖，几乎要跪下，“请你们把他带到杰克曼先生的房间里去吧。”他们这才把他带进了客厅，少校惊见自己那顶卷曲宽边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原来乔舒亚为了冒充军人，手一挥从帽钩上顺了下来。这下少校可是勃然大怒，一把将帽子从他头上摘下，又一脚把它踢到天花板上，结果帽子在上面转了好一会儿才掉下来。“少校，”我说，“你冷静一点，给我出出主意，到底应该把乔舒亚——我的亡夫咧咧破先生的弟弟怎么办。”“太太，”少校说，“我的意见是，你倒不如把他关进一间火药库，把他炸死之后，再拿一笔钱打赏那儿的人。”“少校，”我又说，“作为一名基督徒，你说这话不是当真的吧。”“太太，”少校答道，“上帝为证，这就是我心中的想法。”说真的，虽然少校有不少善良的美德，可脾气却不小——这跟他短小的身材可很不相符。即便没有这回顺手牵羊，偷走他帽子的事儿，之前的诸多麻烦，已经让他对乔舒亚心有成见了。乔舒亚听到我们俩之间的谈话后，旋即对那个个子最小、帽子最大的警察说：“来吧，先生！把我丢进罪恶的地窖算了。我的破草帽在哪里？”亲，我听着这话，脑海中瞬时浮现出他戴着全副锁链的样子，就像杰米的故事书里那位可怜的特伦科男爵一样。于是我终于不能自已，涕泪横流，对少校说：“少校，这是我的钥匙，你和这两位先生好好把这事儿解决了，要不然这辈子我怕是再也开心不起来了。”在这之前、在那之后，这种事儿发生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仍不能忘记，乔舒亚·咧咧破心底还是挺善良的，就因为不能为哥哥戴孝这事儿，他的内心一直都不得安宁。我自己已经脱下孝服好多年了，也不愿在他面前旧事重提。但是乔舒亚心中细腻的情感，却不能不叫我动容，他曾在信中写道：“给我一个金镑，我就可以买一件像样的孝服，来为我最心爱的哥哥尽孝。我哥哥去世的时候，我曾起誓，我会为他终身戴孝；但是上帝啊，之后的事情又有谁能预料呢。我这么一文不名的人，又怎么可能永远坚守这个誓言呢？”这也道出了他们兄弟间深厚的情谊。我可怜的咧咧破先生去世之时，乔舒亚才7岁大；时至今日他仍坚守誓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但我们须知道，每个人身上有不乏善良之心，只不过在有些人身上我们尚未看到罢了。但是乔舒亚的有些做法的确欠考虑：我们亲爱的孩子刚入学堂不久，乔舒亚就利用孩子的感情，写信到林肯郡去问他要零花钱用，孩子也真的把钱邮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可怜的咧咧破先生的弟弟啊，况且他也没说要白住在我们萨里斯贝里旅店。正是出于对他的好感，我才允许他在哈特菲尔德墓园住了两个礼拜；要不是结交了酒肉朋友，他原本还准备滴酒不沾呢。后来啊，少校瞒着我，把他私藏在花园的抽水机搬进了乔舒亚的房间。如果我和少校因为此事发生口角，我猜我肯定会后悔万分的。所以啊，亲，后来他脑子一热，还作弄了巴佛尔先生一把。虽然我没有误会他，可沃泽汉小姐却借机造谣说，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巴佛尔先生准备好钱，因为他正巧是征税官。乔舒亚·咧咧破此生还能不能改过自新，我不敢说；不过后来我听说，他在一家私人戏院上了台，扮演一个强盗的角色。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正规经理人的邀请。

说到巴佛尔先生，我又正好想到一个例子，来证明人性中的善良会在不经意间体现出来。不可否认，在执行自身的职务时，巴佛尔先生的态度并不是很讨人喜欢。征税是一回事，而东张西望，怀疑货物已经在深夜从后门悄悄转移走，又是另一回事了。收税多少，你没法控制；可那怀疑的目光，却完全是你主动投下的。再说了，少校是一位很热情的绅士，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却把笔叼在嘴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少校自然不会乐意。看到他走进屋里，还不愿摘下那顶宽边低筒礼帽的时候，我是不是比看到其他帽子更加生气，我不知道，但我的确很能理解少校的心情。除此之外，尽管少校从不对人心怀恶意，也不记仇，他却总是忘不了别人的短处，对于乔舒亚·咧咧破亦是如此。所以最后，亲，少校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巴佛尔先生，这可叫我捏了一把汗。有一天，巴佛尔先生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两下，少校便立即起身，前去应门。“税务官来征收过去两个季度的‘法定税款’啦，”巴佛尔先生说。“早就准备好了，”少校边说，边把他带进了门。但是这一路，巴佛尔先生依旧东张西望，带着一如往常的怀疑神色。少校发火了，冲他问道：“您看见鬼了吗，先生？”“没有啊，先生，”巴佛尔先生答道。“因为我看到您之前一直在东张西望的，”少校说，“看起来，您好像想在我尊贵的朋友家中找鬼啊。待您真的看到这超现实的存在，就行行好，指给我们看呗，先生。”巴佛尔先生瞪了少校一眼，然后朝我点点头。“这是咧咧破太太，”少校看起来都快气炸了，一边举起手来把我介绍给他。“认识您很高兴，”巴佛尔先生说。“啊——哼——我是杰米·杰克曼，先生！”少校也不忘做自我介绍。“见到您很高兴，”巴佛尔先生又说。但是少校仿佛在跟他怄气，把头往边上一歪，接着说：“先生，杰米·杰克曼向您介绍他尊敬的朋友，家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米德尔塞克郡伦敦市斯特兰德大街上诺福克街81号的艾玛·咧咧破太太。”“在这种场合，先生，”少校又说，“杰米·杰克曼要把您的帽子摘下来啦！”少校把他的帽子丢在地上，巴佛尔先生看了一眼，又捡起来，重新戴上。“先生，”少校气红了脸，绷起脸来望着他，“您欠了我们两个季度的‘礼貌税’，现在税务官要来征税了。”也许你不信，少校说罢又把巴佛尔先生的帽子摘下，丢在地上。“你这真是——”巴佛尔先生开始生气了，嘴里又叼上了一支笔，这下少校可是真要气炸了：“把你叼的玩意儿摘掉！要不然，我冲着这国家该死的税收制度，以及国债的每一分钱起誓，我要把你压倒在地上，把你当马骑！”我相信，他真的会这样做。他那两条灵巧的双腿也忽然猛拉一下，仿佛真准备跳上马背一样。巴佛尔先生终于丢下了嘴里叼的笔，答道：“你这是侮辱我，我要告你！”少校答道：“先生，如果您是要脸面的人，甭管您作为税务官，要征收什么税，只要是公正合理的，住在咧咧破太太客厅里的杰克曼少校随时恭候着您，并且分文不少地把钱交给您。”

就在少校对巴佛尔先生怒目相向，吐出这些略显尖酸的话时，我真是吓得喘不过气来，咽了一勺挥发盐，又就了慢慢一酒杯水才缓过神来。我说：“两位先生，我求求你们别再吵啦！”但是巴佛尔先生离开后，少校还气哼哼的，没心思做别的事情。之后我还一直提心吊胆的。第二天，巴佛尔先生又来征税，少校打扮得整整齐齐，吹着小调，在街上走来走去，一只眼睛几乎全部被那顶帽子遮住了。他这副神气，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中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儿来形容。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临街的门半开着，自己又躲在少校的百叶窗后，披上围巾，下定决心——只要一有危险，立马就冲上街去大喊，哪怕喊破嗓子也在所不惜。然后，再使尽浑身力气抱住少校的脖子，不让任何一方有空间出手。我在百叶窗后面站了还不到一刻钟，就看到巴佛尔先生拿着征税本走过来了。少校看着他越走越近，口哨也越吹越响，自己也迎了上去。他们在屋前空地的栏杆前相遇了。少校摘下帽子，伸长胳膊说：“这是巴佛尔先生吧？”巴佛尔先生也摘下帽子，伸长胳膊应道：“我就是，先生。”少校又说：“您找我有何贵干啊，巴佛尔先生？”巴佛尔先生答道：“没啥事，先生。”后来啊，亲，他们朝着彼此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高贵的神色分开了。在那之后，巴佛尔先生每逢来我们这一带收税，少校总会在屋前空地的栏杆前候着他，向他鞠躬——这场景不由得让我想起《哈姆雷特》里，丹麦王子和其他戴孝的先生们彼此厮杀之前的场景。我只希望另一位先生能够规规矩矩的，哪怕少客气一点也无足轻重。

巴佛尔一家在邻里间可并不受欢迎，只要你是这儿的住户，亲，你就会明白，人们天生就不会喜欢税务官。再说，一匹马的小马车，也不可能将巴佛尔太太的身份提高到什么高度；更遑论，这是通过贪污税款得来的，这事儿在我看来也够鄙夷的。但是他们不受欢迎、家庭也不和睦的主要原因，还得数他们对待巴佛尔小姐的刻薄态度。还有件事儿，巴佛尔小姐爱上了巴佛尔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职员，也惹得夫妇俩时常争吵。邻里间口口相传，说巴佛尔小姐要么生痨病，要么就进修道院了——她瘦得皮包骨头，食欲不振。每回她穿着黑围裙似的马甲出门时，总有两个脸刮得光光的、围着白领巾的先生躲在街角张望她。巴佛尔先生的状况就是这样。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阵可怕的叫声和一股烧焦的味道惊醒，凑到卧室窗前向外望去，看见整条街都被通红的火光笼罩。幸运的是，那时我们正好有两间房空着。我还没来得及匆匆披上衣服，就已经听见少校拼命地捶打着楼顶的门，大喊：“穿上衣服！——着火了！别害怕——着火了！要保持冷静——着火了！没事的！——着火了！”这声音几乎震得整间屋子直颤。我打开卧室的门，只见少校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少校，”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哪儿着火了？”“我也不知道，最亲爱的太太，”少校说，“着火啦！杰米·杰克曼会保护你的，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如果我们可爱的孩子也在家里，这对于他将是多么不同寻常的经历——着火啦！”他的确非常镇定，也非常勇敢，但是每说一句话，总要喊一声“着火啦”，把我吓得心惊胆战。我们跑下楼去，到了客厅，探出头去向外张望。少校看见一个对危险毫不知情的小毛孩，开心地笑着，少校便冲他问：“哪儿呢？——哪儿着火了？”小毛孩没有站住，朝他答道：“噢，那儿可好玩啦。老巴佛尔把自家的房子点着了，这样他贪污税款的事儿就没人发现啦。好极啦！着火啦！”就在这时，点点火星冒上天空，地上阵阵浓烟笼罩，噼里啪啦的火烧声、哗啦哗啦的浇水声、引擎的轰鸣声、斧头劈下的声音、砸破玻璃的声音、敲门声、呼喊声、哭闹声，还有来来往往人群的声响，在热腾腾的空气中混响成一片，吓得我肝颤。“千万别害怕，最亲爱的太太，”少校说，“——着火啦！千万别慌张——着火啦！千万别打开临街的门，等我回来——着火啦！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着火啦！你很镇定，没有觉得不舒服，对吗？——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我想要拉住他，告诉他这是自寻死路——他可能被救火车碾死，可能会抽水抽得累死，可能会在泥浆和污水里冻死，可能会被倒下的房屋砸死……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兴致极高，跟在那小毛孩的身后，飞也似的跑去救火了。他一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却和侍女们抱作一团，挤在客厅的窗口，望着街对面的房屋上，飞舞的那些叫人害怕的火焰。巴佛尔先生家的房子，就在这条街的转角处。不多久，我们就看见一个人飞快地从街上跑到我家门口，少校正在指挥救援，忙得不可开交。然后又来了几个人，我看见巴佛尔先生被裹在一条毯子里，用一把椅子抬着——那样子，简直跟盖伊·福克斯^[1]一模一样。

亲，少校派人把巴佛尔先生抬上台阶，送进客厅，安放在沙发之上；之后，他又一语不发，和其他人一道飞快地离开了。此举让大家心怀敬意，除了巴佛尔先生之外，因为他正毫无知觉地躺在毯子里，眼珠子不停地打转。不多时，他们所有人又回来了，这回包在毯子里的是巴佛尔太太，又被抬进客厅，安放在沙发之上。又不多时，他们所有人又回来了，这回包在毯子里的是巴佛尔小姐，又被抬进客厅，安放在沙发之上。又不多时，他们所有人又回来了，这回包在毯子里的是巴佛尔先生手下的办事员——少校抱着他的脖子，另外两人扛着他的双腿。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好像刚被别人揪过一样；那样子活像一个刚在拳击比赛中被击倒，灰溜溜被抬下的败军之将（因为那把椅子早已不知去向）。这4人被并排放置在沙发之上，少校搓了搓手，好不容易才用嘶哑的嗓音喊出一句：“我多希望我们最亲爱的，那位了不起的孩子也在家里啊。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多么珍贵的一课啊！”

亲，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热茶、土司，还有兑了热水的白兰地，里面撒了香喷喷的肉豆蔻。一开始他们还有些惊恐，兴致也不高，但后来渐渐放开，也乐于与我交流了。巴佛尔先生第一次动舌头，就管少校叫他的救命恩人，还是最好的朋友。他还说：“先生，您永远是我最亲爱的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内人。”巴佛尔太太也管少校叫她的救命恩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尽管身上裹着毯子，她还是尽可能地向他表示亲热之情。巴佛尔小姐，也同样对少校心怀感恩。至于那位年轻的办事员，他的脑袋还有些迷迷糊糊的，坐在那儿哀嚎：“罗比娜被烧成灰烬啦，罗比娜被烧成灰烬啦！”这话听了还挺叫人心碎的，正因为他身上裹着毯子，那样子好像从装大提琴的匣子里探出头来张望。最后巴佛尔先生说：“罗比娜，跟他说句话吧！”巴佛尔小姐说：“亲爱的乔治！”多亏少校把一杯兑了水的白兰地倒进他的喉咙里，肉豆蔻卡在喉咙里，让他呛了一下，不住地咳嗽；要不是这样，他听了巴佛尔小姐的呼唤准保受不了。待到年轻的办事员情况稍微好转，巴佛尔先生倚在巴佛尔太太身上，像两只麻袋凑在一块儿悄悄商量着什么。忽然，少校看到巴佛尔先生满含泪水，擦了一把眼泪之后说：“从前，我们算不上一个和睦的家庭；经历了这次灾难之后，希望我们抛弃过往的不快吧。乔治，你可以娶我女儿了。”年轻的先生还无法把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拥抱她的未婚妻，但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他一定非常开心，尽管还有些神色恍惚。我们都安心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一道共进早餐——我这一辈子，还从没有带着如此愉悦的心情用餐呢。巴佛尔小姐冲的茶非常甜美，大有从前的科文特加登王家歌剧院中盛行的罗马风格。那一家人从此相亲相爱。自打那天晚上，少校站在救火的云梯底下，把他们一个一个接下来（据说，那位年轻人是头先着的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如此和谐相处了。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被裹在毯子里，所以没有那么厌恶彼此了？我不敢说。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多数人都会更加懂得理解对方的。

差点忘了，沃泽汉小姐家的房子就在街的那一头啊。这些年，我一直对沃泽汉小姐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觉得她一直在故意压低房子的租金。她在《布雷德肖铁路指南》上刊登的房屋照片，未免太过失实——窗户多出很多，橡树也更加葱郁繁茂。事实上，我在诺福克街上还从没见过一棵橡树呢，遑论她家门口停的那辆四匹马拉的马车了。要是那照片上停着的是一辆出租马车，没准《布雷德肖铁路指南》的公信力还能强一些。这番固见一直让我心中充满痛苦，直到今年一月，我家一个名叫萨利·雷里加诺的侍女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一直觉得她有爱尔兰血统，虽然她自称家在剑桥。要不然，她怎么会跟利莫里克的一个砖瓦匠私奔了？结婚的时候，他只穿着一双木鞋，也不等那只打得淤青的眼睛消肿。参加婚礼的，只有14位伙伴；只有一匹马奋力拉着马车，他自己却坐在马车顶上——我再说一遍，亲，尽管我之前一直对沃泽汉小姐心存不满，但这样的固见在今年一月的一个下午全然打消了。那时候，萨利·雷里加诺把我家的房门敲得砰砰直响（我想不到更加委婉的表达了），然后纵身跃进屋子——这也许是剑桥人特有的做派吧——冲我喊道：“不好啦，小姐！沃泽汉小姐家的房子被拍卖啦！”亲，当这则消息劈头盖脸向我袭来之时，萨利也许觉得我应该幸灾乐祸才对吧？毕竟这无异于整垮了一个同行。可我却一下子泣涕连连，一头瘫卧在那张安乐椅上，叹道：“我真是为自己感到羞愧啊！”

好吧！我一心想静下来喝茶，但就是做不到，心里总念叨着沃泽汉小姐和她经受的不幸。那一晚我辗转难眠，走到窗前，眺望沃泽汉小姐家的房子。透过浓浓的雾色，我能隐隐地瞧见那房子立在这条街的尽头，那儿一点灯光也没有，它恰是幽暗中最凄凉的那一幢。最后我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我戴上自己最旧的帽子和围巾，我可不想这时让沃泽汉小姐想起我最好的装饰，上帝啊，我真是这么想的。我就这样走到她家门口，敲了敲门。“沃泽汉小姐在家吗？”我问道，听到门有响动，我转过头去。门开了，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沃泽汉小姐本人——真是个可怜的人啊！只见她愁容满面，眼睛哭得肿肿的。“沃泽汉小姐，”我说，“上回我的小孙子把帽子丢在你家门前的小草坪上，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纠结，转眼好几年过去了。这事儿我早已既往不咎了，我希望你也莫要计较。”“的确如此，咧咧破太太，”她带着惊奇的神色答道，“我早就不计较了。”我又说：“那么，亲，我很想进你屋去跟你聊两句。”听到我叫她“亲”，沃泽汉小姐又失声痛哭，哭得还挺伤心。就在这时，从客厅后面探出一个脑袋，看那样子，倒不像是个冷酷无情的老人。他在睡帽上戴着一顶礼帽，胡子应该好好刮一下了。他彬彬有礼地道歉，说刚才不知为什么动了无名之火，不应该手里拿着风箱，给他的太太当书桌使。他探出头来说了句：“这位女士需要听些安慰的话语。”然后又进屋去了。所以，我可以很自然地接下去说：“先生，她需要听些安慰的话语是吗？那么老天保佑，她一定会听到的！”于是，我和沃泽汉小姐一起走进前厅，那里有一根蜡烛透着昏暗的光，烛油哔哔啵啵流了一桌子，仿佛也在哭泣。我说：“亲，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她双手揉搓着，对我说：“噢，咧咧破太太，那个男人是这屋子的主人了。在这世界上，竟没有一个朋友来资助我，哪怕一先令也没有。”

像我这么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听了沃泽汉小姐这一番话后说了些什么，这都无关紧要。所以我就不加赘述了，只想告诉你，亲，若是她肯上我家喝杯茶，我愿意拿出30个先令来资助她；但我不敢这么做，因为上校在。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虽然在多数事情上少校就像我手里的一根线，我动动手指就可以牵动他，只要我下定决心这样做。但是我们对彼此说过沃泽汉小姐的许多坏话，这让我有点挂不住面子。虽然我知道她触犯过少校的自尊心，却从来没有得罪过我。同样，我还害怕那个叫雷里加诺的姑娘让我下不来台呢。于是我说：“亲，你能不能先让我喝杯茶，让我脑子清醒清醒，这样我才能把你的情况弄清楚。”我们一起喝了茶，也聊了聊她的情况——原来不过是40镑的事情。而且——对！她是个又勤奋，又老实的人，现在已经还掉一半的债务了。其他的我毋庸多说，说什么也没有意义。我想要说的是，她亲吻了我的双手，又紧紧地握住它们，一遍又一遍地亲吻，一遍又一遍地为我祈福。最后我也十分开心，对她说：“你看，过去我就像是一只糊涂的老鹅，亲，一直对你抱有成见，真是不应该！”“啊，我不也是一样吗，”她说，“我对你的误会可不小啊！”“来来，看在老天的面子上，跟我讲讲你过去是怎么看我的？”我又问她。她答道：“噢，我以为你对我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人没有半点同情心啊，瞧你那不愁吃穿的样子。”我笑得浑身发抖（真高兴总算得到这机会了，因为我心里早就憋不住了）：“你看看我这副老骨头吧，亲，你觉得我还能在钱堆里打滚不成？”这不就行了？我们像两只快活的蟋蟀一样（甭管蟋蟀会不会快活，也许你知道，可我不知道）。回到我幸福的家中，我感到又快乐，又感激。但是在我结束之前，想想看我对于少校的误解有多大吧！的确如此！因为第二天上午，少校走进我的小房间，手里拿着一顶刷得干干净净的帽子，对我说：“我最亲爱的太太……”说罢，就把脸埋进了帽子里，仿佛进了教堂的感觉。我正坐着纳闷呢，他又把脸从帽子里抽出，对我说：“我最尊贵、最亲爱的朋友……”然后又把脸埋进了帽子。“少校！”我惊恐地叫道，“是不是我们亲爱的孩子出什么事儿啦？”“没，没，没，”少校说，“但是沃泽汉小姐今天早上来过，向我道歉。上帝啊，她说的那些话，真是叫我过意不去。”我对他说：“哎哟，少校，你还不知道昨晚我有多担心你呢；我对你通情达理程度的估计啊，真是打了折扣的。所以少校，你就别躲在那教堂里了。原谅我吧，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我再也不会这样误会你了。”至于我是不是说到做到，就留给你们去判断了。每次想到沃泽汉小姐，我总是心怀感动。她收入微薄，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要赡养她可怜的老父亲，还要资助她可怜的弟弟。她弟弟非常可怜，为了研究深奥的数学问题，把脑袋都用坏了。可沃泽汉小姐每天都给他穿得整整齐齐的，让他住在屋子后面那间用来堆杂物的房里。现在，他一顿能吃下一条羊腿呢！

现在，亲，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要开始谈谈我遗产的事儿了。我原本是打算直截了当谈这件事的，但一件事总是由另一件事引起的。那是六月份，就在施洗约翰节前的几天，我家的侍女温弗雷德·玛吉斯找上了我——我们都管她叫普利茅斯妹妹，她那位普利茅斯哥哥带着她私奔是完全正确的决定。若是想找老婆，怕是找不到比她更干净的姑娘了。就这样，他们俩成了最漂亮的普利茅斯小两口。在施洗约翰节前的一天，温弗雷德跑来对我说：“领事馆来了一位先生，有事要找咧咧破太太。”甭管你信不信，亲，我还以为是“统一公债”^[2]出了什么问题。想到我为杰米在银行里存的那一小笔钱，我说：“我的天哪，该不是都赔了吧！”温弗雷德答道：“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事情。”我说：“那请他进来吧。”

那位先生进屋了，穿着深色的衣裳，在我看来头发剪得未免有些太短。他很有礼貌地招呼道：“咧咧破太太！”我答道：“对，我就是，先生，请坐。”他接着说：“我是从法国领事馆来的。”这下我才放心，原来和英格兰银行无甚关系。那位先生发“r”这个音的时候非常奇怪，但也挺熟练的，他就带着这样的口音接着说：“我们从桑斯市政府收到一封来信，请允许我当着您面宣读一下。咧咧破太太，您会说法语吗？”“哦，天哪，不会！”我答道，“咧咧破太太一句法语也不会说。”那位先生说：“不碍事，我翻译给您听就是了。”

听着那位先生宣读那封市政厅、从市长那儿寄来的信（上帝啊，原谅我吧，我起先还以为与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有关呢！）^[3]，他又竭尽所能翻译给我听，终于让我明白了信中的内容——在法国一座名叫桑斯的城市中，一个不知姓名的英国人快要不行了。他没法说话，也动弹不得。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块金表、一个装着若干现金的钱包，还有一只装着衣物的大皮箱。但是护照不在，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证件。倒是他桌上有一副纸牌，在那张红心A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市政当局亲启。在我死后，请将我留下的一切作为遗物，交给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上诺福克街81号的咧咧破太太。”那位先生向我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但我觉得是经由他加工才如此明白的，我可不相信法语有这么大能耐，毕竟那时我对这个国家还一无所知。他将文件交到我手里，你可以想见，那一刻我已经明白多了。只是我看着这信件像是用杂货店的包装纸写的，上面还布满了鹰徽图章。

“咧咧破太太，您是否认识这位不幸的同胞？”那位先生问。

你可以想见，他这么说话，让我心里有多着急。

我答道：“对不起。能不能行行好，把话说得简单明白一些？”

“这个不幸的英国人就快不久于人世了。这位可怜的同胞，您是否认识？”那位先生又问。

“谢谢你，先生，”我说，“现在我明白您说什么了。我不认识，先生，我也想不到他是谁。”

“咧咧破太太，您难道没有儿子，没有侄儿，没有教子，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熟人居住在法国吗？”

“据我所知，”我答道，“我在法国没有任何亲戚或者朋友。我相信，应该也没有熟人。”

“请容我问一句，您这儿是不是常有locataires^[4]？”

亲，相信我吧，我还以为这是外国人在对我客套呢。我以为他是问我吸不吸鼻烟——于是微微点点头，答非所问地说：“不，谢谢您，我没有这个习惯。”

那位先生显然有些纳闷，冲我说：“我是问房客！”

“噢！”我笑开了，“您可真逗。有啊，当然有了！”

“这人有没有可能是您过去的房客？”先生又问，“是不是哪个欠您租金的房客？有没有哪个租客临走还欠您租金的？”

“呃。这种事儿是常有的，”我说，“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还是记不起您刚开形容的那位先生，我不记得见过这样的人。”

简而言之，亲，我们的讨论毫无结果。这位先生记下了我所说的一切，然后就起身离开了。那封信他有两份，走时给我留了一份。少校进屋后，我把信放在他的手里，把事情告诉了他：“少校，这可真像是老穆尔的历本，在我看来都是象形文字，看看你有什么解答吧。”

我没想到，少校会盯着这封信看这么久。这跟他当初呵斥那些摇手风琴的艺人时，那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样子，真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最后他终于看完了，呆站着，吃惊地望着我。

“少校，”我说，“你瘫了啊？”

“太太，”少校答道，“杰米·杰克曼身子都快直不起来啦。”

原来，那天少校出门是打听铁路、轮船的信息去了。我们的孩子就要回家了，因为第二天就是施洗约翰节。趁着放假，我们计划带他出去玩玩，换换心情。所以，正当少校站着发呆之时，我脑袋里有了个主意，对他说：“少校，我想请你去查一查你的书和地图，看看这个桑斯到底在法国什么地方？”

少校站起身来，回到客厅，查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我面前说：“最亲爱的太太，桑斯在巴黎以南70多公里。”

我可是真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挤出一句：“少校，我们就带那幸福的孩子去那里吧。”

听说要去旅游，少校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一整天，他就好像森林里的野人读到了报上的一则广告，告诉他一则对他有利的好消息。第二天一早，离杰米回家还有好一会儿呢，他已经站到街上迎接了，还大声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们全家要一起去法国啦！你可以想见，这个腮帮子通红的小家伙，跟少校一样疯疯癫癫的。他们兴奋地忘乎所以，我只得打断他们说：“如果你们两个孩子再不规矩，我就要打发你们俩上床睡觉啦。”听到这话，他们又开始去擦拭少校那架望远镜——去法国还得指着它呢。他们还去买了一只皮包，上面有扣，正好可以挂在杰米腰间。这样他就有地方装零花钱啦，跟小佛图纳图斯一样。

要是我没有提议去法国，引发他们的希望，我也许不会真的想出门旅行，但是现在反悔已经晚了。施洗约翰节之后的第二天，我们便搭着早班邮车出发了。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还是可怜的咧咧破先生向我求爱的时候呢！这一回我们到了海边，呼吸着清新的海风，望着这深邃而又宽广的海洋，我觉得海浪永远在翻滚，一刻不停地向前翻滚，毫不在乎我们的存在，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沉重。但我玩得很愉快，杰米和少校也是一样，虽然大体上没有什么活动。我有点头晕恶心，想吐，但还是能发现这些外国人的肚子比我们英国人要空荡一些，因为他们晕船的时候，还有气力吵个不停。

但是，亲，我们越过大海，抵达大陆之时，只见天空湛蓝，天光透亮，将每一件东西都映衬得五光十色，连岗亭都涂上了花纹。颜色鲜亮的大鼓捶得咚咚响，年轻的士兵束着腰，绑着整洁的绑腿带。我只觉得周遭的一切是那么陌生，空气仿佛已将我举到了空中。至于午餐——说真的，哪怕给我配置一个大厨，两个厨娘，再花上双倍的价钱，我也尝不到这样的美味。在这里，也没有受了伤的年轻侍女在旁边瞪眼瞧你，带着一脸哀怨，希望你这位东家能被嘴里的食物给噎死。这里的招待真是又客气又热情又专注，让我们事事都觉得挺舒心——要说有意外，杰米居然把一大杯啤酒灌进喉咙里，我真担心他会醉倒在餐桌上。

杰米讲法语的样子，可真是极具魅力啊。我们非常需要他，因为甭管别人对我吐出什么话儿，我只能回答：“我听不懂，谢谢您关心，但是跟我说没有用——杰米，你来吧！”于是杰米就对他们打开了话匣子，真挺可爱的。要说杰米的法语有何需要改进之处，别人说的他好像一个词儿也听不懂，所以害得自己的法语也没有用武之地。除此之外，我看他跟其他的法国小孩也没有什么两样嘛。至于少校的流利程度，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在用英文评价法文吧，要不然可供选择的词汇要多得多。但我还是得承认，听着他用法语跟一个穿着灰大衣的老军人问时间，我要是之前不认识他，准得把他当成天生的法国人。

去处理我的遗产问题之前，我们先在巴黎待了一天。至于那天过得如何，我留给你们自己去判断。有杰米，有少校，还带着望远镜，有一个在小客栈门口招揽生意的年轻人（他倒是彬彬有礼的）一路陪游，领我们参观了各处景点。我们坐着火车去巴黎的路上，杰米和少校差点把我吓死了。这两位每到一处车站，总要钻到车厢底下去检查引擎，以及其中的机械构造。他们就这样在车厢下面钻进钻出，有时我都找不到——可能是想要为客厅的联合大枢纽寻求改进的方案吧。第二天早上我们下了火车，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走进敞亮的街道，他们顿时将远在伦敦的改进方案抛到了脑后，满脑子都是巴黎的事儿了。那个揽客的年轻人问我：“需要我说英语吗？不要？”我答道：“年轻人，如果你讲得来，我当然是感激不尽啦。”但是刚过了半个小时，我估计这年轻人已经抓狂了，我也抓狂了于是劝他：“先生，您还是行行好，切换回法语吧。”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不用费心费力去猜他的意思，能解脱真是太开心了。其实不光是我，其他两位也一个字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注意到，他形容一件东西要花半天的时间，我只得问杰米：“杰米，他在说什么呢？”杰米眼里带着哀怨说：“他的发音很不清楚！”于是他花更长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形容了一遍，我又问杰米说：“喂，杰米，这回他在说什么？”杰米说：“他说，这建筑是在1704年修建的，奶奶。”

至于这个揽客的年轻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营生的，我自然无从知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他又晃到了街角；可我们吞下最后一块面包时，他居然又回到了门口，真是不可思议。甭管是饭点还是晚上，我们去剧场、回旅馆的时候，他永远都在那儿溜个不停。我们去店里买一两件小东西，他也在你背后跟东跟西的，让你巴不得一口唾沫淬到他脸上。关于巴黎，我跟你也讲不了什么，亲，在我眼里它就是个城乡结合部。雕花的石头，悠长的街道，街两旁是高大的房屋、花园和喷泉、雕塑和树木，一派金碧辉煌的景象。街上可以同时看到个头很大的士兵和个头很小的士兵，还有心情喜悦的保姆带着最白的帽子，陪着一帮肥溜溜像皮球、带着平帽子的孩子玩跳绳游戏。到处都铺着洁白的桌布，也总有人坐在屋外抽烟、呷酒。在空旷的广场，总有小孩子们爱看的表演；每家店铺，也都布置得整洁、典雅。在这个世界里，仿佛人人都在玩耍，事事都可玩耍。亲，夜幕降临之后华灯初绽，从高处到低处，从身前到身后，四处都在闪闪发亮。到处都是剧院，到处都是人群，什么东西都扎堆到一处，真让人眼花缭乱。唯一让我不太愉快的事情就是，甭管你是上车站买火车票，在钱币兑换处换外币，还是上剧院售票口取票，接待你的女士或先生们都好像被关在笼子里似的（我猜是政府把他们关起来的吧），坚固的铁窗将我们隔开，让我觉得这倒像是在动物园里，而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到了晚上，我这一把老骨头终于睡到了床上。可刚准备休息，我的小淘气鬼就冲进来吻我，还问：“奶奶，你喜不喜欢巴黎这个可爱的城市啊？”我说：“杰米，巴黎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绚烂的烟花在脑袋里绽放啦。”第二天我继续去料理遗产的事宜时，乡间愉快、凉爽的空气又让我得到了良好的休息，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就这样，我们终于到达了桑斯。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有一个双塔楼的大教堂，白嘴鸦顺着墙上的小孔飞进飞出。一个塔楼上还有另一个塔楼，那形状就像石头垒的布道坛。甭管你信不信，饭前我在旅馆歇息时，人们指给我看远处布道坛上的一个黑点，那居然就是杰米，还能看到飞鸟在下面盘旋。我坐在旅馆阳台上，正在肆意遐想的时候，希望能有一个天使降临到那儿，教导人们多行善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杰米会在自己也没觉察到的情况下，站在高处向城里的另一个人高声喊话。

从我住的旅馆往外眺望，那风景真是漂亮，亲！就在两个塔楼下面，它们的阴影在一天之内不停变化，就好像日晷一样。乡间的人们驾着马车进进出出，也偶能看到蓬式的轻便马车。教堂前面就是一个集市，古色古香，就像在画片上一样。少校和我都同意，甭管我的遗产处理得如何，这里都是个度假的好去处。我们也一致认为，如果那个英国人还活着的话，见他的那个晚上，最好不要让他搅了我们可爱男孩的游兴——我们俩还是单独去看他好了。你还得明白，少校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没能跟杰米一道爬上那么高。所以他先回到我这里，我让向导照顾他。

于是，我们用过餐后，杰米出发去河边玩，少校则去了市政厅。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佩着剑，穿着踢马刺的靴子，戴着两端带尖的帽子，肩上斜挂着黄色的肩带，身上还别着长长的勋章——这些东西，看着都让人感觉不方便。少校说：“最亲爱的太太，那个英国人的情况没什么变化。这位先生会带我们去他的寓所。”话音刚落，那位军人模样的先生就摘下了帽子，我这才看到他把额头剃得光光的，也许是想学拿破仑·波拿巴，但是并不太像。

我们出了旅馆，走过教堂的大门，沿着一条狭小的街向前走去。一路上，只见人们坐在店门口闲聊，孩子们在嬉戏玩耍。军人模样的先生领着我们，在一家猪肉店门口停下了脚步，窗口直立着一只猪的雕像。旁边有一扇小门，有一个傻瓜探出头朝外张望。

那傻瓜看到了军人模样的先生，便溜到了人行道上，转过身去，沿着小道朝着后院跑了。我们到了目的地，少校和我被领着上了共用楼梯，走进了三楼的前室。屋子里铺着红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陈设，外面的花格百叶窗拉得紧紧的，让这屋子显得格外幽暗。军人模样的先生把百叶窗拉开，我望见杰米在上面坐过的塔楼，在夕阳的余晖中变得愈加黯淡。在一张靠着墙放置的床上，我看到了那个英国人。

他害的是一种脑膜炎，头发都掉光了，额头上敷着一块折拢的湿亚麻布。我仔细地端详着他，见他已经虚弱不堪，双眼紧闭，我对少校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张脸。”

少校也在仔细地端详着他，也说：“我从没见过这张脸。”

少校把我们的话翻译给军人模样的先生听，只见他耸了耸肩，给少校看了一张纸牌，上面写着关于我遗产的事宜。从笔迹看，不难判断他是躺在床上，用虚弱、颤抖的手写下的。但是这笔迹跟他那张脸一样，我也根本没法分辨。少校也是一筹莫展。

虽然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儿，这个可怜人还是得到了尽可能周全的服务。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坐在他的身旁。我让少校转述说，我们不会马上离开，可以明天回来，在他身边照料他。但我还让他加上一句——我拼命摇头，要强调这一事实——“我们一致同意，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

当天晚上，我们沐着星光坐在阳台上。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男孩时，他可是大吃一惊。他回忆了过去那些租客的故事，有些甚至是少校入住之前发生的，还不停地问我可不可能是这人，可不可能是那人。但最终没有得到答案，于是我们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用早餐时，那位军人模样的先生坐着马车，一路叮当响地过来了。他说，医生从一些迹象上判断，病人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时候了。于是我对少校和杰米说：“你们两个男孩就好好玩吧，我得拿着祈祷书，坐到病人的身旁去了。”然后我就去了，在那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为这个可怜的灵魂念了一段祷告。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的手动了一下。

他躺着一动不动，所以手动的时候，我立马就发觉了。我摘下眼镜，放下祈祷书，站起身来看着他。一开始是动一只手，然后两只都动，就像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的模样。他的眼睛睁开好久之后，上头仿佛还蒙着一层薄雾，他仍在不停摸索。随着他的视线渐渐恢复，他的手也慢慢不动了。他看见了天花板，看见了墙，也看见了我。他的视线变得明晰，我也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最后一次望着彼此面庞的时候，我吓得退了一步，失声痛哭起来：

“噢，是你这个没良心的啊！你造的孽，总算得到报应了吧！”

因为他眼中透出生命的光时，我终于认出了他。他就是埃德森先生，杰米的生父。想当年，他那么狠心地就抛下了杰米年轻的未婚母亲，这温柔善良的可怜女孩，就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把杰米留给了我。

“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恶棍！”

凭着残存的一丝力量，他竭力想转过身去，遮住他那张痛苦的脸。他的一条胳膊从床沿边上垂了下来，头靠在边上，就这样躺在我面前，身体和心理仿佛同时崩溃了。在夏日的阳光下，竟还能看到如此悲惨的场景！

“哦，上天啊，”我边哭边说，“快告诉我，我对这个将死之人还能说点啥吧！我自己也是个可怜的罪人，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审判啊。”

我又抬眼望着明亮的天空，看见了杰米曾经登上、还有群鸟在下面盘旋的那座塔楼，看见了那扇窗户，也最后一次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年轻母亲——她的灵魂变得愈加光明，获得自由，光芒普照大地。

“噢，你这个人啊！”我跪倒在他床边说，“如果你的心是肉长的，你就该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我们的救世主还是宽恕你的！”

我又把脸靠在床上，他那虚弱的手刚好能触到我。我希望这手诉说的是忏悔。他努力想抓住我的衣服，但是手指无力，没法抓紧。

我又扶着他的背，让他靠在枕头上，对他说：

“能听见我说话吗？”

他的眼光表示能听到。

“你认识我吗？”

他又动了动眼睛，看来这已明白无误。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少校呢。你还记得少校不？”

记得。我是说，他做出了一个“记得”的表情，和之前一样。

“我和少校也不是单独来的。我的孙子——也是他的教子——随我们一起来了。你听见了吗？我的孙子。”

他又伸手想抓住我的袖子，终于还是没能成功，无力地垂了下来。

“你知道我的孙子是谁吗？”

“我同情他可怜的母亲，也很爱他。他母亲临终之前，我对她说，‘我的亲，这个婴儿就留给我这么个没有子嗣的老太婆了。’自那之后，他就成了我的骄傲、我的欢乐。我对他的爱可谓无微不至，就好像是亲自把他喂养大的一样。你希望在死前见见我的孙子吗？”

“如果你明白了我说的意思，我说完之后，就向我表示一下。自打出生之后，他从未听说过关于他身世的半点事情，他自己也全然不知，也未曾怀疑过。如果我就这样把他带到你的床边，在他眼里你就是个陌生人。让他与这世界上所有的错误、不幸隔离，我恐怕做不到；但至少我可以继续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这种事儿就发生在他无辜的摇篮旁边。我会严守这一秘密，也会永远严守下去，这是为了他的母亲，也是为了他自己。”

他向我示意，已经明白无误地懂我的意思了，眼泪从他眼里直淌下来。

“现在休息吧，过会儿就能看见他了。”

我给他倒了一些红酒，一些白兰地，把这些都放在他的床边。现在我心里倒有些不安起来，生怕他等不到杰米和少校过来了。也许是我脑子太乱手太忙，没有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看见少校站在屋子中央时，我还大吃了一惊。少校也倏地站住了，因为他看着床上那人的眼睛就认出了他，那惊诧的劲儿，跟我刚才没什么两样。

少校的脸上写满了愠怒，不知为何，还有一丝恐惧和厌恶。我走上前去，把他带到了床边。我握紧双手，举了起来，少校也学着我做了。

“噢，上帝，”我说，“您知道，那个已经陪伴在您身边的年轻女子，她所经历的不幸和忧伤，我们俩都曾见过。如果这个垂死之人心有忏悔，我们恳求您宽恕他！”

少校说：“阿门！”又过了一会儿，我轻声对他说：“亲爱的老朋友，把我们可爱的孩子带来吧。”少校是个聪明人，就算我一句不说，也明白了个大概。少校随即离开，把孩子带了过来。

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孩子那张美好、明亮的脸。他就这样站在床脚，望着他从未认识的父亲。啊，他长得多像他不在人世的母亲啊！

“杰米，”我说，“关于这位病重的先生，我都已经弄明白了，他的确曾在咱们的公寓里住过。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想看看与那公寓有关的一切，所以我就把你带来了。”

“啊，可怜的人啊！”杰米上前一步，伸出手来温柔地抚摸着他。“我的心都要为他融化了，可怜、可怜的人啊！”

那双眼睛永远闭上之前，又转过来望见了我。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这样的场景我真是不能自已。

“我亲爱的孩子，这躺在这里的人，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不论好坏，终有一天要离开这世界。他的一生，我们并不知道，终也成了一个谜。但我相信，如果你能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说一句‘愿上帝宽恕你’，这对他的灵魂是最大的安慰。”

“噢，奶奶，”杰米充满深情地说，“我不配！”但他仍俯下身子，按我说的做了。那人又伸出了他颤抖的手指，终于抓住了我的袖子。我猜，他大概是在临终前还想吻我一下吧。

就是这样，亲！这就是关于我遗产的全部故事了，如果你听了喜欢，那我再费10倍的力气也值得。你也许会觉得，这件事会让我对桑斯这座城市心生反感，可实情并非如此。我发现，即便我不去抬头，望见比一个塔楼更高的那个塔楼，我也能想见那一天的场景——那位漂亮的少妇，披着漂亮润泽的长发，像信任母亲一样信任我。这份回忆，让这座城市带着一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平静和美好。与那旅馆有关的一切东西，甚至包括院子里的鸽子，都和杰米和少校做了朋友。甭管是什么样的车子，什么样的旅程，他们都会爬上车去，任性烈的大马拉着驶出院子——有的有顶，有的没顶——泥浆代替了油漆，绳子代替了缰绳。每个人都穿着蓝色的衣服，活像屠夫；每匹马都直着后腿站着，恨不得把其他的牲口都吞掉。每个人都挥着鞭子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抽个不停，仿佛那是任他们欺侮的一年级小学生。至于少校，亲，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手托着酒杯，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只要看见别人手里也拿着酒杯——甭管是身上挂满勋章的军官，院子里吃饭的旅店仆人，坐在长凳上聊天的老百姓，还是逛完集市起身回家的乡下人，他都会走上前去和人家碰杯，然后一饮而尽。“来吧！谁谁谁长命百岁！谁谁谁万事如意！”快活得几近发狂。虽然说少校这么做我并不是很赞成，但是世界各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也不能强求。他们还在空旷的广场上，和剃头店的老板娘一道翩翩起舞呢！在我看来，少校的舞跳得好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能跳那么起劲。虽然如此，听到其他舞者和看热闹的人们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浪，我不免有些担心，忍不住问杰米：“他们在喊什么，杰米？”杰米说：“奶奶，他们在喊，英国军官太棒啦！英国军官太棒啦！”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听了这话非常满意，从此少校就得了个“英国军官”的雅号。

每天晚上到了那个点，我们仨就会一道坐在旅馆的阳台上，在院子的另一侧。我们望着塔楼顶上，那时而金灿灿，时而红艳艳的光晕不断变化；望着塔楼的阴影慢慢拉长，掠过在我们所有人周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亲，少校把诺福克街81号从前那些房客讲的故事记在心间，如今杰米又加上了他自己的故事。每回演讲，他们都是这么开头的：

“奶奶，现在你在！教父，你也在！还有许多故事！我这就讲了哦。教父，虽然这故事是你为我写的，但我把它们讲给奶奶听，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会，亲爱的孩子，”少校说。“这儿的一切都是她的，我们也都是她的。”

“J·杰克曼和J·杰克曼·咧咧破永远是最爱她、最忠于她的人，”这个小家伙紧紧地拥抱了我，喊了这么一句。“很好，教父，现在听我说。奶奶刚刚继承了一笔遗产，我要把这些故事也作为遗产的一部分，送给奶奶。教父，你同意吗？”

“同意，同意，当然同意！”少校说。

“那么最好，”杰米手舞足蹈地喝道，“英国军官万岁！咧咧破太太万岁！杰米·杰克曼万岁！遗产万岁！现在请你注意啦，奶奶；也请你注意啦，教父，我要讲啦！除了这些，我还要跟你们讲我自己的故事。等到假日的最后一天，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之前，我会用我自己的故事来压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