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尼卡尔家有每个礼拜天吃小馅儿饼的习惯，这个传统至今最少有25年历史。一到中午12点整，一大家子——不论大人小孩——都聚到客厅里，当一声响亮欢快的门铃声响起，所有人都说道：“啊！……糕饼师傅来了。”

然后，响起了挪动椅子的巨大声响、节日盛装的窸窣声，孩子们在摆放就绪的餐桌前欢笑，这幸福的资产阶级一大家子便围绕着银暖锅上对称垒成堆的小馅儿饼坐下来。

但这一天，门铃却一直没响。博尼卡尔先生生气了，他瞧瞧家里的座钟。老旧的摆钟上面摆放了只稻草填充的苍鹭，这个钟运行到现在，不曾快过或者慢过。孩子们打着哈欠，守在玻璃窗前，注视着街角，平日里糕饼铺小伙计必定从那里转进来。谈话越发无精打采；正午大钟重复敲响的12声让每个人饥肠辘辘得更厉害了，而大厅也显得那么空旷，那么悲惨，尽管缎纹桌布上古董银餐具依旧亮晶晶，尽管餐桌四边餐巾布叠成的小锥形依旧笔挺、雪白。

老女仆一次又一次地走到老主人身边，凑在他耳边说话……“烤肉糊了”……“青豌豆煮过头了”……但博尼卡尔先生执拗地坚持不等到小馅儿饼决不上桌；他对苏洛十分生气，决意亲自去看一看这家伙耽搁到这步田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他挥舞着拐杖，气呼呼出门的时候，有几个邻居提醒他：“您要小心点，博尼卡尔先生……听说凡尔赛军已经打进巴黎了。”

他对一切置若罔闻，甚至不顾塞纳河那边的纳依枪战正酣，不顾市政府的报警炮震得整个街区的窗玻璃都摇摇欲坠。

“哦！这个苏洛……这个苏洛！……”

只见喧腾奔跑的人群中，就他一个人自言自语，他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到了苏洛那里，站在糕饼铺子中央，用拐杖敲着石板地，震得橱窗玻璃和里头盛放朗姆酒葡萄干蛋糕的碟子颤动不已。看到路易·菲利普大桥上的路障，他的怒气消了一大半。几个面容凶狠的巴黎公社战士正懒洋洋地仰躺在被扒去铺石板的地面上。

“公民，您这是到哪里去？”

这位公民向他们做出了解释；但小馅儿饼的故事显得十分可疑，特别是博尼卡尔先生身着漂亮的节日长礼服，带着金丝边眼镜，全然一副老反动派的架势。

“这是个探子，”巴黎公社战士说道，“把他押到里戈那儿去。”

说罢，四个貌似诚恳的男子就欢欢喜喜地离开了路障，用枪托推搡着愤怒的可怜老头，让他走在前面。

这几位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但仅仅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在半路全部成了俘虏，一道被押去和一长列准备前往凡尔赛的俘虏纵队会合。博尼卡尔先生抗议得越发厉害，他高举拐杖，第一百遍述说着他的故事。不幸的是，这个和小馅儿饼相关的故事在这样的动乱时期显得如此荒诞，令人难以置信，只能遭到那些军官们一个劲儿地取笑。

“好了，好了，老先生……您还是到凡尔赛去解释吧。”

经过香榭丽舍大街的时候，那里依然白色硝烟弥漫，俘虏纵队被两队负责押解的轻装兵夹在当中向目的地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