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罗伟章小说真正的深刻性在于，他所描述的苦难不是平面的，他是要透过苦难对人的生存状态做深层次的考量，试图在异化的、苦难的现实语境中，图解人的生存状态。罗伟章说:我们需要不时回到自己的内心，想一想我们走过的路，想一想时间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再想一想这个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是跳出自己，想一想你的近邻，想一想远方的人们，想一想迁徙途中的野马、正在消失的森林和灭绝的物种，好好想吧，想出味道来了，你再问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2]?由此，他在小说世界里把对苦难的观照上升到一个精神的高度、一个哲学的高度，让我们为一种久违的崇高感和厚重感深深感动，深刻思考。

《承受》延续了罗伟章擅长的以校园生活为背景的题材，但提出了一个农村人在城市的生存状态问题。农村孩子肖云考上大学，算是进城了。但是，出身的烙印始终耻辱地刻在他身上，他品学兼优，考上了研究生，马上又要攻读博士，却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无法获得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宿舍一次偶然的失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成了唯一的嫌疑犯，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和贫困。肖云的辩解、哀求甚至最后的癫狂，都没有引起周围人们丝毫的同情。更为可悲的是，肖云仿佛失根的浮萍，当他在城市遭遇不公和屈辱时，他的家乡也在精神和道义上背叛了他。他打电话向哥哥倾诉真相时，得到的不是同情和支持，而是同样的叱责:“你是自讨打挨!换了我，我也会怀疑是你偷的!你最后走，又最先回去，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人们的冷酷在不断凌迟着肖云的精神，他最终只能以死明志。他的死并不悲壮:“他把自己床头的电线挽在脖子上，从床上滑下来。电线大概在帮助他成就死亡之后才戏剧般地松开了，使肖云扑倒在地，他的两条腿跪着，头伏在地板上，仿佛在向神灵求救。”然而，肖云的死并没有证明他的清白。保卫科长说:这同学，啧啧，不管是不是你偷的，学校又没处分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呢?现在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咋就这么差呢!

如果把《承受》所描写的苦难仅仅定格在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对农民的歧视，我认为就流于肤浅了。《承受》实际上写出了一个更深层面的悲剧，那就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宿命道路——“离乡—还乡”的悲剧。“离乡—还乡”，这似乎成了中国人生存的唯一道路，我们终其一生的奋斗，也只能在这条线上挣扎、徘徊。这条几千年来不断重复的人生轨迹令我们不断在离乡和还乡两极之间徘徊，“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寻找仿佛已经成为我们终极的存在意义。然而，这钟摆似的人生轨迹，是漂泊不定的。在这样的虚无缥缈中，人的命运就被抛进了一个不断寻找意义却又无法确定意义的荒诞的存在中，孤苦无依地在黑暗中摸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出路，充满了畏惧和战栗。肖云曾在凄楚的夜晚独自仰望星空，他想，“伟大的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的道德。想起这句话，他长久地闭上眼睛。这两样东西他都拥有，可是他依然无法获得拯救”。或许对于肖云而言，只要坚守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不必在城市人的价值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也不必非要在还乡的途中栖息疲惫的心灵。

我想，罗伟章通过肖云的苦难写出了源自生存状态的形而上的苦难。人们在“离乡—还乡”的人生轨迹中彷徨、漂泊，一幅幅冷漠、阴暗、残酷的人际关系图景，加重了漂泊者的空虚、孤独、恐惧和绝望。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身份的认同，然而，生存竞争的激烈，使每个人都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厚的障壁。因此，这种生存状态所引发的痛苦和裂变，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是源自千百年来一个民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存在范式，这不是简单地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讽喻，而是更高层面的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终极意义的关注和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