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罗伟章，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类生存苦难的思考。无论是他备受关注的《我们的路》、《大嫂谣》、《我们的成长》，还是近年来的一些创作，苦难都如影随形地充溢在他的话语空间。他对农民工苦难历程的描写，对普通人在夹缝中生存境遇的刻画，以及面对旧有文化秩序的破裂和新的丛林原则的构建，弱者的痛苦彷徨、无所依傍，强者的蜕变、异化和扭曲，无不表现出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人性的考量，对现代生存语境中归家之路的探寻。或许是因为他对弱势群体、底层社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罗伟章的小说常常被挂上“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标签。在我看来，这样的标签是对罗伟章小说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实际上，以题材来界定一部作品、品评一位作家是非常狭隘的。一个好的作家必定不会局限于某种题材，而是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会将主体的人格、气魄、性情、精神、信仰和胸襟统统都熔铸到作品中。正如罗伟章所说:“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彰显的是一种眼光，一种角度，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方向。对于写作者而言，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灵的真诚才是最主要的。”^[1]

或许正是对自己一贯创作策略的坚持，我们看到，罗伟章近年来的创作依然坚守着对苦难的叙述。所不同的是，他的视野更加开阔，笔触延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对苦难的理解似乎也有了更深的体味。他深入社会的最底层去挖掘那些最真实、最残酷的苦难，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裂变;他没有玩弄智商的文本游戏，而是在理性深度空间的拓展和终极意义的追寻中完成了对文学的理解;最为可贵的是，他在文本中努力构建着一种寓言诗性，并以此来解析生活，在形象体系自身的发展中渗透进他对生活的认识和对信仰、理想、生命等形而上内容的关注，这就使他的小说开拓出了艺术表现生活和世界的更宽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