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诗意永远是根植于生活中的，是对生存境遇的真实重现。也就是说，“诗意”之“诗”，不是指作为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的文字诗歌，诗人的想象力虽然常在天空飞翔，但始终立足于大地。也只有真正回归大地，诗人的想象力才会由此变得厚重，在诗性经验中真正抵达生存的本质。

王妍丁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脚踩大地的诗性表达，她所构建的绝非语言单义性中的感性世界，而是对人的诗性生存价值的深入透析。这就使王妍丁的创作视阈始终呈现着开阔的格局。在她的诗中我们看到了生动的诗心与现实的贴近，她将笔端的触角深入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以一种踏实的道德良知和生命自觉，承载诗歌直面现实、唤醒世道人心的社会功能。《2009年的钟声——一个打工仔对我如是说》则以质朴的文字抒发了一个打工仔对故土的眷恋，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更动人的是，那种对自我人格和存在尊严的坚强捍卫。“我扭头向这座城市挥挥手/我还会回来的哦/说不定那时老板不敢叫我/叫我小李或者李仔了/他该客客气气叫我李先生了。”《黑矿主跑了》中诗人为“可我的几十号兄弟/还埋在500米深的地层/发出最后的呻吟”深深地担忧，痛斥“黑矿主跑了”，企盼“矿上千百个乡亲的眼睛还圆瞪着/它们如影相随地追赶着他/像两条绳索一样捆住他/要把他捆上法庭。”这些诗歌，在深入具体的人、事和底层生存空间呈现苦难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前人们法制意识的淡薄、监管机制的疏漏、矿工维权的艰难等社会现实问题，注入了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切入了时代的良心与良知。而《今夜，让汶川在月光中好好安睡》、《孩子，一定记住我爱你》等诗篇，无疑是对那个惨痛瞬间的沉重祭奠，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或许活着就是一种高贵的幸福，如同那个临终的母亲在尘霾和血迹中坚强地哺育刚刚开始的小生命。灾难在毁灭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爱的重量和人类永不泯灭的希望。“不管记忆的伤口多深/不管痛有多痛/只要心和心还紧紧地贴在一起/只要爱和爱还紧紧地叠在一起/我们就有信心和力量在废墟上/坚强地站起。”(《今夜，让汶川在月光中好好安睡》)看得出来，王妍丁这些具有历史纪实色彩的诗篇，其价值并不在于她提供了具象的事件，她所提供的是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并将她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相随，浸透着她的情思、忧患和思考，由此引发我们深深的感动。

王妍丁的诗歌将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深入底层生活以挖掘更多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种对汉唐精神的仰慕和承继。或许，这也是她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在唐诗的故乡》的真正缘由。“艳阳高照在十月的头顶/我剧烈跳动的心/就像那颗炽热的太阳/不我比太阳热/祖国如果你需要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祖国》)“假如我是一株桑树/不求高大威严/不求常绿常青/不求生命久长/站着就给人间一点阴凉/奔跑就给世界铺一路春光。”(《给桑树》)这种盛世才可能生长出的气魄，不会让我们斤斤计较于一时际遇的得失，不会让我们面对强大的、混乱的、外部力量的逼仄而自惭形秽。“汉唐气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成分，足以激发我们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是盘吸民族向心力的磁石，是喷薄民族自豪感的清泉。这种精神往往建立在对个体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在钢铁的巷道里舞蹈/在霓虹的交响中劳作/我的鳞片上没有油渍/我的面包上写着尊严。”(《三角洲》)这种人格尊严的自我确立恰恰是对自身的警醒和对生命的尊重，如同李白诗歌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凛然风骨，摒弃了媚俗、委琐和卑庸，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

在时下诗坛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境域中，对个人情感的过度专注几近自恋。或在寂寞中流连琐屑的光景;或感叹自己生命的颓靡与失意、心灵的悬浮，在夕阳风雨中宣泄自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徜徉于技术主义路线，在繁缛复沓的形式实验中无病呻吟。这种对个体内心世界的专注，造成了诗歌与现实的剥离，从而使诗歌走向了尴尬的边缘。率真、大胆、热烈情感的缺失和精神世界的柔靡，使得诗人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和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感。而王妍丁的诗歌写作，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精神品格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尽管，她现在还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中，承载起更深厚的历史、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重量，没有惊人的意象和汉语诗歌内敛沉稳的精致，没有显示出她应有的气势和宏阔，但我有理由相信，她一定会在唐诗的故乡，找到超越世俗的诗性的力量。

王妍丁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以诗歌的名义站立/他的骨头离大地最近，/离天空最近/每一株小草都愿意朝向他/就像朝向星空和太阳。”这就是她对诗歌的理解。当浮躁的喧嚣早已湮没了世俗的人心，我们看到王妍丁却转身走入历史的深巷，以宗教般的虔诚向一个诗歌的王国谦卑地脱帽致敬，在诗性生存的空间自由地行吟歌唱。

【注释】

[1]韦政通:《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2]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3]〔美〕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诱惑——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邾立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