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王妍丁诗歌深深打动我的，在于她执著地永不停息地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掘诗意。我惊异于她总是能在那些让人熟视无睹的粗粝生活中，发现自然、事物内在的静美和诗意，以清晰而意味无穷的深远感，赋予事物以神性的光辉。并且，她还沿着创作主体对对象世界的幽微体验，实现两者之间有序的连通，于是，大量心灵深处的审美信息，在她淡淡的体认中摇曳出精神的庄重感。“人心不能没有一片/柔美的月光/不能没有/池塘的金色/不能没有一条正直的小路/通向玫瑰。”(《月光》)于是，她用充满诗意的目光去注视、去打量身边的每一天。她在大自然中捕捉诗意的美景，在细致入微中明辨物象，将目光深入常人忽略的细微角落，在精微优美的自然物象和生活小情趣中，开辟富有新鲜感的诗境。“蜜蜂在飞/六百年前的花瓣和叶子/都浸在绵密的/柔情与随意里/街道泛着秘密的青色/和咖啡的甜香”(《梦幻之旅》);“但我更崇拜脚下这些/发出亮光的/石头/是它们放低了自己/才让丽江这座古老的殿堂/站在了高处”(《茶马古道》);“岩石的细缝之中/几棵小草喷薄而出……春蚕开始咀嚼嫩叶/吐丝的季节在月亮背面”(《冬至以及立春》)。甚至日常生活的具象在王妍丁笔下也诗意盎然，她常以雕塑细节、平铺叙述的笔法，来缓解诗歌形式的内敛所带来的表述压力。在《回到生活》中她这样写道:“那个深秋的下午/怀抱一棵过冬的白菜/顶着一下一下的风吹回家/风吹红了我的面颊/白菜在我怀中蠕动/像一个亲密的婴儿。”近乎白描的勾勒:深秋的下午、肃杀的秋风、被风吹红的脸颊、风中颤动的白菜，一个个紧密的意象铺排，浓缩了“我”对生活的理解:白菜的平凡、质朴如同生活本身，幸福恰恰就蕴藏在这种平凡和朴素之中。或许，这就是生命的诗意，生活或存在世界的真谛所在，那么，也只有真正领悟到这一点，才会勃发出“顶着一下一下的风”回家的勇气。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妍丁是在用心地“打捞”那些被喧嚣和庸俗所淹没的真实，以及生命应有的浪漫和激情。

我们会在大量诗歌文本中看到，王妍丁是在寻常事物中呈现“陌生化”，并由此回到生活、回到物质，回到自然与生命的本真状态，于无关联中建立亲密的关联，寻常事物之间通过新奇的碰撞获得层次丰富的精神寓意。于是，她赞美“拯救过千万代饥荒”的桑树、“千万年才修成一粒草籽”的菩提树，还有玉米、大豆、高粱、小鸟、蚂蚁、羊……她甚至不惜笔墨大声歌唱稻米“让芳香的米粒/纯洁/我越来越挑剔的胃肠/让我在记忆的/晚炊里/完成一次远离的/亲近/让我用心抚摸/大地/抚摸这个夜晚/身体的生长/抚摸每一粒粮食和我的/每一个亲人”(《米的亲戚》)。她在回归自然的旅途中寻找自我，“必须让自己的行走/努力长出/大地的思想/长出粮食的饱满和朴素”。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的创建。”^[2]在这里，他所说的“真”，指的就是生存的本质。因此，诗歌的功能就在于以一种文学的形式去伪存真，剔除假象，将被遮蔽的生存的本质揭示出来。生存的本质是诗性的，诗是最本原的生存现象，其他生存现象都只是隐蔽的诗或变质的诗。这时，我们发现了王妍丁诗句中潜在的密度，抒情语式和韵律中的沧桑感。她抒写自然时的激情，使这种“真”源于思想也源于情感，源于深沉也源于朴素。那些被赋予人性的事物中蕴藏着哲思的强烈和生动。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真”，理解了作为本质的诗性生存，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行走的从容和宁静，于匆匆忙忙的现代生活中回归存在的基本元素——自然的诗性状态。

我常想，唐王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代，是否与其繁荣的诗歌创作有关?是唐朝国力的强盛导致了诗歌的繁荣，还是诗歌的繁荣促进了其国力的强盛，或许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唐代，吟诗作赋是社会风尚，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樵夫、走卒都以能口占为荣，诗人是无冕之王，享受着精神贵族的身份和荣耀，诗意洋溢在整个国度里，即使日常生活的艰辛劳作也寻求在诗意中完成，正如谢弼在《龙门樵唱》中写出的樵者在其技术人生中的诗意情态:“烂柯人不见，伐木句犹存。”当伐木者暂时搁置了身边的劳作，将生命的意义沉放在遗尘忘机的一局仙棋的观赏之中，虽然作为生存必需的物质性工具“斧柯”尽烂，人的精神却由此超越，抵达了永恒。在“烂柯”的叙事话语中，技术时间在诗意时间里得到了无限的绵延，而诗意时间又为技术时间写下了生命的注释。只有诗意生活与政治、经济、技术、道德生活交织为一体，人类社会才可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创建，也才能真正地摆脱俗世的功利羁绊，获取一种内心的安宁。王妍丁意识到了这一点，更为可贵的是，她数年来始终崇尚诗意的人生状态，努力让越来越陷入技术与物质泥沼的人们，在精神文化贬值的时代里，从她素朴、柔曼的诗句中，看到内心深藏的笑意和头顶那一片诗意的星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体会到王妍丁在默默写作中，内心深处所憧憬的那个逝去的远方。尤其是，王妍丁在努力寻找或是期待，能够在那条于今天看来颇具海市蜃楼意味的唐诗的古道上，发现新的远方和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