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当代诗歌创作时，张学昕认为，“好的诗歌都会体现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这是源于内心表达的一种方法。也许，较强的、独特的形式感本身，就是适于心灵表现的诗学法则”^[6]。在我看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小说创作。在梁静秋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口语化的表达，还是超叙事结构的应用，内视角与非时间化叙述模式的构建，实际上，都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逼近着爱情的真实与细节，表达梁静秋对爱情的独到理解。

梁静秋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现身说法，以增强故事的切身感、自传性和主观性。她的小说并没有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往往是在琐细的甚至断续的生活片段中展开叙述。因此，当我们翻开小说，首先面对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叙述者面对我们娓娓而谈她切身的爱情经历，营造出一种浓重的真实气氛。作为听众的我们便不由自主在她的引导下参与其中，通过阅读，在叙述者和作家背后时时发现我们自己。然而，梁静秋在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同时，又设置了超叙事结构，似乎意在间离叙述者与故事当事人的关系，以此来拉长文本故事与读者的距离感。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最后一章中，作者直接进入叙述的层面，她在开篇中写到:“其实，我觉得我和王东之间的事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真的。我和他的种种沧海桑田冲突缠绵，早都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写尽了。”直接开启增设了一个叙述层面。这样，同一个文本就出现了三个叙述层而造成了双视角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纵深感。在我看来，第一人称叙述与超叙事结构的组合搭配，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小说也不想造成“我”就是作者这一想象性的假象。因为从叙述人与作者(或称隐含作者)的关系这一维度来看，叙述人的身份越实体化、他的主体性越强，作者对叙述过程的操控就越松弛，作者就更大程度地被“间离”出文本^[7]。而作者有意识的离场，主要是为文本提供一个评价视角，也与作者价值判断的不明确紧密相关。我想，在梁静秋看来，她所描绘的后现代语境中的爱情，既是建立在消解理性对情感的羁绊，以期追求唯美爱情的基础之上，又是缺乏道德承载力和价值判断力的爱情。如何审视这种现代爱情，或许对于梁静秋而言也充满了困惑。由此，在她的叙述策略中，我们看到了迟疑、试探、选择，这不仅是对叙述语法的两难抉择，也是对意义消解之后重构爱情的迷茫。

很多时候，技巧的运用所产生的意义，远大于技巧本身。实际上，任何一部好的文本，其叙述的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同构。梁静秋小说中内视角和非时间化的现代小说叙述模式的建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爱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心理现象，带有强烈的经验性和私密性。对于这种情感意识的表达，采用内心独白、意识流动等内视角形式的叙述方式，显然能够更深入地透视爱情话语。可以说，梁静秋的爱情小说几乎都是在这种内视角的叙述架构中完成的。将近八万字的中篇小说《恋爱课》更是在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中交替穿行，以展现人物对爱情的独到理解。而这种在行云流水中捕捉人物主观意绪的内视角叙述必然导致作者对小说叙事非时间化的有意追求。大幅度的时序跨越，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随意游走，自由地开阖起承。从梁静秋小说中这种内视角与非时间化的叙述模式，我们看到了现代爱情本身理性主义的消解。我们无法将现代爱情纳入任何一种既有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评判，爱情同样也不遵守任何一种必然的因果律。由此，建立在时序之上的因果律，在现代爱情个体性、私密性、无序性面前被彻底颠覆了。于是，我们看到现代爱情也就往往发生在时空交错的刹那间。井然有序的物理时间，在梁静秋的小说里变成了长短错落、行踪不定的心理时间，引发着我们对爱情的无限想象。

梁静秋的爱情小说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表述了对现代爱情的理解和困惑。她把爱情作为人生的中心和人生的价值来表现，由此折射爱情背后的丰厚社会文化内涵。或许梁静秋的小说并不能成为经典，她对时代的理解、对人性的洞察还有待深入，缺少伟大作品对人心的冲击力和穿透力，但即使如此，她作品中闪耀着的梦的光辉，依然给了我们希望和勇气。

【注释】

[1]参见《中国作家》2006年第8期。

[2]〔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9—300页。

[3]〔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6页。

[4]〔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7页。

[5]雷升录:《沉沦还是再生?——解读李春平爱情小说的性爱观》，《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

[6]张学昕:《心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7]雷升录:《沉沦还是再生?——解读李春平爱情小说的性爱观》，《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