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诗是真正让我们栖居的东西。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来获得这种诗意的栖居呢?我以为，真正敞开心扉的自由言说才是抵达梦想的途径和诗意的栖居地。而这种言说，一方面是自我心灵的呈现，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生活、存在的整体性把握和体会。张学昕在《呼唤诗歌的野性》一文中，曾提到“诗歌的抒情和言志，相对于我们表现的具体生活或精神存在而言，是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的，这就是风花雪月和生死歌哭”^[1]。我想，相对于浅斟低唱的风花雪月而言，生死歌哭在我们这样一个需要呼唤英雄的时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宋晓杰在她诗歌中动情地吟唱出了时代的生死歌哭，以及对现实和存在的觉察与警醒，表现出了诗歌所应担负起的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意识。从这一点上看，宋晓杰的诗歌在现实、存在的“在场”中，以本色的诘问，剥离了种种暧昧的幻象，挤碎了存在事物自身虚伪的气泡，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宋晓杰的许多作品都在冷峻的目光中拷问现实。《通往公墓的路上塞车了》是宋晓杰近作中不可多得的一首好诗。“浅浅的眼眶里，缠人千年的/那场雨，终于停歇了。”开篇的起调凝重深沉，发人深省。“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中那种对故人的伤悼、对亲人的缅怀似乎早已随风而逝，而今天的清明则是“明丽的阳光下，那么多脚步、/谈笑、花朵、檀香、美食、/复活的草木灰，那么多/川流不息”。传统节日民俗已然堕落为奢华的虚饰和虚伪的逢迎，“人们面目安详/为一场特别的盛宴，没有/任何抱怨，平等地奔赴”。这首诗不仅揭示了节日民俗权变背后淳朴、亲和世风的失落和人情的伪善，而且追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了市场经济伦理色彩的时代，传统文化是否还拥有传承的空间?我们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集体遗忘中，享受着物欲化的狂欢。这是否意味着，否定传统、割裂历史、斩断文化的链接，已然成为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痼疾?宋晓杰的笔锋是苍凉的，思考是深邃的，如此厚重的笔端对于一个女性诗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让我更为惊异的是，宋晓杰不仅勇于承载这份沉重，而且并没有被这份沉重挤压得低沉哀叹，而是在悲凉中透出一股慷慨之气，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汉魏风骨。她的诗歌触到了现实中真正的黑暗与残酷，虽然许多细节、意境颇似童话，但她又将这童话残酷地毁灭。这就给人一种悲壮感。正是在这样的悲壮中，宋晓杰完成了对理想与纯真的追求。正如她在《深夜的广场》中所吟唱的:

一直走，就是传说中的大海了

有易碎的泡沫，也有童话中的海妖

可是今夜，我拒绝抒情，拒绝回头甚至铭记

让我们重新变成陌生人吧，谁也不会说话

再从这里，干净地各自出发

宋晓杰的生死歌哭是直逼现实的，但她又超越于现实之上，她似乎并不满足于针砭时弊，而是透过现实的在场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其中，人性在宋晓杰的诗性思考中占重要地位。《为什么总是被远方的消息击中》中，写到了流言的可怖，虽然“我”极力躲避，尽量与世无争，“我站着——谁都看得出，我是一棵/没病没灾的树，不多言多语，也不招风”，即使如此，“我”却依然“越来越弱，一次次地/被不认识的事物蚕食、掏空”。于是“我”只能绝望地自问:“为什么总是被远方的消息击中/一次次地，心似莲蓬?/为什么，那么多事情都与我相关/难过、悲戚，流不出泪，整夜整夜地/数着绵羊和星星?”在这样无奈的自问中，我们感受到了事态炎凉、世风日下，这些都强烈地刺激着我们日益脆弱的神经。在这样一个物质生产急速增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自然生态法则在人类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残酷性。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现代文明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物欲横流导致了人性的丑恶，人类社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宋晓杰的诗歌无论是“风花雪月”还是“生死歌哭”，实际上都是对生命存在本体意义的表达。只是前者带有更多的个体经验的色彩，而后者则是透过对现实在场的深深感悟去抵达人性深处的。我想，诗歌只有真正的“在场”，才能书写出一个时代真实的精神风貌，才能透视出经历过时代洗涤而展现出的真实的人性。在宋晓杰的这类作品中，我感觉，她的语言似乎是刻意地表现出洗尽铅华的质朴，往往以口语化的本色对生活进行层层剥离。这种口语化的写作绝非仅仅是生活经验的直白，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具象中，对生活的本质、生命的真谛进行诗意地抽象和生发。或许，在宋晓杰看来，唯有这种本色的语言才能更贴近真实的层面，如同陶渊明的诗歌永远是以最普通的事物、最平淡的语言呈现绮丽景象，发出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