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迟子建始终是一位极擅写“小人物”的作家，她往往在叙写这些底层的“小人物”时才充分地显出她的大气来。虽然，这个群体只是她作品人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可以看出，她在刻画这群人物上是最为用力的。从对艺术风貌、品格的整体追求上讲，迟子建更像一位喜欢从容优雅叙事的小说家，我感觉，在这篇《泥霞池》中，迟子建却再一次暂时地“放弃”了她喜欢的温和优雅的姿态，在令人惊悸而切实的生活现实的层面，精心地描摹人情冷暖、世间百态，凸显普通人存在的卑微和低贱，将他们的压抑和苦难、希冀与期待昭示给我们。很显然，在近些年迟子建的文字中，已经愈益不见了她早期行文、叙述中的“意气”和倔强、冲动的叙事心态，而是在略带肃杀、苍凉、忧患的现实情境里，隐隐闪烁着希望、坚韧和爱的光芒。我想，这恰恰是迟子建写作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迟子建如此喜欢当代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那句话:这个世界的恶是强大的，但是爱与美更强大。她分明意识到，蕴藏在平民、小人物身上的这种爱和美则是最动人心魄、最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精神与世道人心悬浮，价值体系呈现紊乱形态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巨大群体的精神系统和内心支撑点在什么地方，道德与存在伦理的重心在哪里，直接关系到当代生活、当代社会的整体格局和面貌。也许，爱和美的力量正是一个民族能够变得坚韧、走向强大的文化、精神因子，所以，迟子建文学叙事的精神闸口，大多是从这里流淌或喷发出来的。

那么，在这篇小说中，迟子建选择了“泥霞池”作为自己的叙述背景或舞台，显然不仅是出于老舍《茶馆》式的叙事技术方面的考虑，而是有她自己的叙事理想和叙事雄心的。这个“场景”是一个世界，小世界可以呈现大人生，而最卑微的地位或身份，承载的也可能是最高尚而质朴的灵魂。迟子建早已意识到生命的个体性质，很久以来，在她的小说里，个体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存在底线，一直是她叙事的核心地带。因此，在她看来，小暖、陈东、宋师傅、耿师傅，以及刀条脸、金鱼眼、光头，这些来自“底层”、为了谋生而寻求“突围”的人们，谋生的渴求、生命的冲动、存在的冷暖，乃至梦想和无奈、屈辱与堕落，幸福感和生存的质量，都应该受到关注。问题是，对于其中“底层生命”内在诉求的合理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撞击，一个作家究竟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判断，特别是在这个物质和精神出现双重裂变的时代，就显得尤为重要。谁来呵护或者维系这个庞大人群最基本的生存底线，给他们以存在的生机、依据和理由，而不致茫然和无所适从?日益加剧的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使世道人心变得更加惊悸和芜杂。在今天，人类社会是否正走在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已然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个漫长的行进过程中，难道人们仍然需要穿越一个虚实相生、荒寒孤寂的生死场吗?如何翻越人性的废墟，每一个生命主体的精神、情感、心理担当或承载，一定要付出超出想象的代价吗?他们卑微人生中那些充满了生命力的自强、自尊和自爱的种子，应该在怎样的一片土壤里破茧而出，在凡俗人生里书写自己的草根之旅?

在面对小暖这样的人物时，我们会涌动着复杂的感受。我们很难说得清楚小暖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是张扬的还是隐忍的，但我感到她是极其有力量的。她丧夫之后满怀负疚感甚至负罪感的劳动，像是一天天在梳洗着自己的心灵;她与耿师傅的真挚情感，则是来自内心的需要和寄托;而在婆婆逼迫下与煤老板和片警的逢场作戏，恐怕就是难以隐忍的内心苦痛。所以，她与耿师傅相聚前吃的是苹果，与煤老板和片警交欢前却是狂饮白酒求醉，试图在一时的醉生梦死里抵御、摆脱生存的困境。这里有她心理扭曲和隐秘的一面，但现实的挤压、婆婆对她的控制，将她的道德感置于人性变异的边缘。但她的生命形态是阳光的、积极的，给人温暖的。她与陈东之间姐弟般的感情，让我们体会到了人性的光芒和纯朴的爱的本色。陈东醉酒后对小暖的生命“原始冲动”，在小暖故意张扬的“青苗”的斥责声中化解掉，小暖对陈东的呵护，充溢着小暖内心善良、美好的天性和母性的温暖。虽然，小暖在泥霞池是一个洗衣妇，几乎被女老板挟持而处于半自由状态，但她却能够以难以想象的个性、坚韧、坚忍，抵抗命运的驱使，承载起由别人为她安排的人生。

陈东在这篇小说里更像一个“叙事视角”，实际上可以看作小说中与小暖相互呼应和补充的重要人物。陈东这一代人在当下的生存现实面前，所面临的存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讲，对追求“独立”的“80后”、“90后”们，他们生存的压力远远大于他们的父辈。生存和发展，日渐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陈东最基本的愿望和人生向往其实很单纯，就是温饱和爱情。陈东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需求，竟然已经不是一个顺理成章、唾手可得的东西。可见，“打工者”内心的渴求，都显现一种对既有现实和宿命的反抗，而自我生长的盲区、现实的坚硬，常常会粉碎这种基本的梦想。迟子建没有回避个人与现实的内在冲撞，而是坦然地表现一种原始的力量让生命力呈现出的肆意张扬的形态。正是这种生活的异质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变着一个时代的世相。从这个角度看，迟子建这篇小说所触及的，的确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同样，我不知道，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个短语的深切命意。我想，无论从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和道德延伸考虑，还是以当下社会的价值判断作为参照系，任何一个历史中的个体，其内心的感受和存在的体验，一定会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影像，尽管，有的时候，一篇小说只是模拟了一个感同身受的过程，但它一定会同时暗示历史外在的、客观的冲击力和美学化的政治内涵。这样的话，一篇小说的功能恐怕就不仅仅是记录生活，更多的则是对业已沉睡的世道人心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