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相对于历史固然美好，然而，如果天堂之门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象征，诗意就会显出不真实的虚幻，沦为一种没有恶意的欺骗和虚妄。要想真正摆脱泥泞，到达天堂，我们就必须重新开启曾经一再被忽视的自然之门。别尔嘉耶夫说，文明人类被投入生死边缘不得不反思时，一条重要的出路就是向自然世界的返回。按照历史事件的本性，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而永远朝向不能进入永恒性的无限性。逃离历史时间的一个出口就是将历史时间沉浸在宇宙时间中，历史向着自然返回，走进宇宙的循环^[5]。其实，与别尔嘉耶夫发出相同声音的现代思想者不乏其人:波德莱尔、尼采、帕格森、弗洛伊德乃至福柯，他们无不将人的自然存在层面作为现实社会的对立面，将人的终极存在价值定位在前者之上。这一对人类的救赎理想，在迟子建的文本中得到了形象的诠释。她笔下的人物超越了爱恨情仇的常态情感，进而升华为一种自然生命意识。她的写实小说大多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文本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以意识形态观念对现实所进行的图解和演绎，她往往虚化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以政治、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内容，更多地摹写人性的褶皱和生命本身的力量。《花瓣饭》的故事背景是在风雨如磐的“文革”时代。三个孩子在家等待父母回来共进晚餐，原为小学校长的父亲沦为装卸工，母亲则被打成“苏修特务”，这样的题材试图从“社会”的角度加以透析并不困难，但迟子建的叙事却似乎要刻意地抽空时代，我们无法窥见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意念，虽然在漫长的等待中，孩子们间或会用到那些他们完全不懂的政治术语，但整个文本的叙事主要是在自然语境中完成的。自然界的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漆黑的夜晚无不隐喻着生活的艰辛和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困惑，最终雷电平息后，父母携手而归，母亲捧回了美丽的花朵，各色花瓣散落在粥盆里，“那苞米面粥是金黄色的，被那红的黄的粉的白的花瓣一点缀，美艳得就像瓷盆里的一幅风景油画”。父母冰释前嫌，在一个让所有风雨都不足以让人畏惧的温暖空间中，与孩子们共享花瓣饭。在现实的逆境中，自然赋予了人类希望，就像《花瓣饭》诗意盎然的篇尾:“我望见黑印度站在门口，双手高举着鸟笼，笼门悠悠开着。”可见，迟子建是表现情感的圣手。在她看来，只有情感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同样，在任何叙述中，只有情感，才能够保证诗的世界的纯度。而迟子建对生活和生命的感觉、热忱和内在冲动，铸就了她如歌如诉的诗性而柔美的文字。

我们注意到，在迟子建的近作《起舞》中，她依然固守着超越现实、追求自然生命的叙事理念。《起舞》的表层叙事在对“半月楼”今昔状况的描述和回顾中展开，让“半月楼”来见证其三代女主人的共同选择:起舞。昔日舞女蓝蜻蜓的起舞是她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通过风月场中的起舞，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杀掉日本人，以一个女性身份担负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使命。齐如云的起舞是个体生存价值的体现，起舞使她命运多舛，但最终她在翩翩起舞中无怨无悔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丢丢本不会起舞，却在“半月楼”轰然倒塌的瞬间，飞升起舞，由此超越了历史。《起舞》的叙事略显简略，表达留有残缺，蓝蜻蜓的形象不够丰满，而丢丢在“半月楼”拆迁之际为了找回一只黑猫，近乎自杀式的起舞实在有悖于逻辑，然而，或许迟子建正是要在这些空白和残缺中，彰显绝望中升腾起希望的悖论吧。蓝蜻蜓、齐如云、丢丢的三次起舞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三种不同方式，蓝蜻蜓诠释了崇高，齐如云言说了叛逆，而丢丢则以最惨烈的形式表现了超越历史的勇气和追求自然永恒的渴望。历史在丢丢起舞的瞬间停滞，向着自然返回，走进了宇宙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