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发表著名的《北极村童话》以来，迟子建基本上延续着写实小说的路数一路走来。与众不同的是，尽管她的小说所摄纳的大多是现实生活题材，极力将现实人生的种种困难浓缩在她的作品中，呈现生命难以负荷的重压，让我们体悟到生活的沉重和艰辛，但迟子建似乎没有丝毫的绝望，她在作品中顽强地营造着一种诗意，蕴蓄着一种温情，凝聚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凭借她悲悯的情怀和浪漫的气息，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由此我们看到，她正是将笔当作闪电、击碎生活的某种晦暗与沉重，给人以心灵上的安宁与慰藉。《亲亲土豆》是一篇故事情节极其简单的短篇。礼镇的农民家家户户都种土豆，秦山夫妇是礼镇种土豆的大户。土豆是他们最钟爱的食物，也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然而原本幸福的家庭忽然遭遇厄运，37岁的秦山身患绝症，又无力承担疗病的费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即将无奈地走向死亡。这看上去很像我们在各类媒体上经常看到的真实故事的一个翻版。与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不同，小说的结尾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的悲剧。秦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希望的是妻子能在明年夏天穿上他用卖土豆的钱为她买的软缎旗袍。秦山死后，在妻子为他送别的刹那，从秦山坟头滚落的一只土豆，重新召唤出她对生活的眷恋，化解、冲淡、缓和了死亡的恐怖、哀伤的苦痛。土豆这一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通的物质食粮，却搭建起了生与死的沟通桥梁，不屈的灵魂闪耀着动人的光芒。全篇文字在诗意的哀伤中没有丝毫的阴暗和绝望。

迟子建小说的诗意总是闪烁着一种人性的温情之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似乎构成了迟子建小说的某种局限:现实的残酷被诗意所遮蔽，人性的恶的一面无法得到昭然的揭示。然而，迟子建仿佛天生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她总是能在生活的边界和存在的缝隙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情境。她在《追忆的结局》一文中谈到，她对人间的温情一往情深，即使犯下“美丽的错误”也在所不惜^[2]。温情、关爱这些闪烁着诗意光芒的东西，的确比批判和揭露更能够给予那些被生活压迫的苟延残喘的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福翩翩》中的主人公是两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夫妻:下岗职工柴旺与妻子王莲花过着恩爱的生活，表面上波澜不惊。邻居刘家稳夫妇是小学教师，刘家稳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柴旺出于同情经常帮助刘家，由此也对刘家稳的妻子产生了感情。显然，这种感情是有违道德伦常的，但迟子建并没有从这一“恶”的角度来处理柴旺的感情，相反，她将这种感情描绘得诗意盎然，朦胧、微妙、尊重、怜爱交织在一起，在现实苦难的阴影上熔铸起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些也构成了小说人物摆脱现实窘境勇于生存的可持续力量。

我感到，迟子建并不满足于在形而下的表层具象层面穿行于现实与诗意之间。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迟子建很容易像许多人那样沉湎于创作过程中的女性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女性视角大多体现为一种经验视角，而过度的经验化必然会冲淡写作中对形而上层面的追求，经验一旦成为终极，写作就成为“表演化”的写作，叙述就无法企及生命的核心地带。所幸的是，迟子建能够超越经验的层面，通过现实与诗意这一对二元对立的矛盾体，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构建起形而上的理智空间并在其中呈现诗意。前者是形而下的生活写实，依据历史世界的人为价值特征，在所谓的历史必然进步的预期中，勾销了个体的立锥之地;而后者却为我们在艰苦的人生之旅中建构起了坚强的精神支柱。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3]可以说，在诗意的精神领地，宏大客观的历史本身已经丧失了意义，存在的只是生存于每时每刻的个体。诗意超越了历史，创造了自身的存在，也领悟了自身的存在。在诗意的居所中承载着每一个个体在价值论上的自足意义，人在现世的张力中展开了他的人生历程，成为一个永远自担重责的自我超越者。

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正是在对历史的穿越中完成了诗性空间的精神建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讲述鄂温克这个古老民族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但不是一部充满神圣感和崇高感的恢宏史诗。迟子建在谈到历史小说时曾说:“我不喜欢英雄传记式的历史小说。仅仅因为描写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就被冠之以‘史诗性’的作品，这是对‘史诗’的曲解，是荒谬的。能够不动声色地把时代悲痛融入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通过整个人物的描述而令人感动，这才叫真正的史诗。”^[4]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整个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是通过一位90岁的老妇人之口娓娓道出的，这是个人历史与民族历史的交融，是通过个体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试图从历史的表象背后探测人类生存的价值所在。现实生活中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状态极其不幸:生活环境的恶劣，外民族的侵略，不间断的迁徙，生产方式的落后，还有贫穷、疾病，无不构成了对这个民族继续繁衍发展的威胁;但同时他们的生活中弥漫着诗意:广袤的森林、宁静的山村、小道上传来的阵阵驯鹿颈上的铃声、篝火旁人们的舞蹈……这些离我们都市人近在咫尺，却又那样遥不可及。然而，这诗意的空间最终伴随着鄂温克族人走出那一片苍茫的白桦林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这就是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想要言说的中心话语:以人类自我价值体系搭建成的人类历史破坏了自然宇宙的诗意空间，只有在白桦林、阳光、山峦、河流、驯鹿那里才能寻回人类继续生存所必须依赖的诗性存在。

迟子建正是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构建着人性、生命的意义，以及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寓所和感情的寄托这些诗意栖居之维的核心内容。当人类文明史的车轮在自我构筑的价值体系内滚滚向前永不停息地奔腾之际，生命的诗意却常常残酷地随风而逝。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蜿蜒的田间小路，泥泞坎坷、荒凉幽远地铺展开去，但是这小路的尽头却绵延而上到天之尽头的蓝天白云，仿佛可以通往天堂。如果看不到这如诗如画的一面，那我们的生活就只是令人心悸的荒芜。显然，迟子建在她的小说中，要努力追寻的正是这小路尽头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