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阿来的创作目光总是聚焦在宏大主题之上。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我们都能看到阿来在反复言说着历史、人性、命运这些大气恢宏的主题。如果说《尘埃落定》和《空山》是在试图熨烫历史的褶皱以揭示一种真实，那么《格萨尔王》则从更为遥远的起点演绎了一部关于英雄的传奇。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神话作为历史的一种表述方式，阿来在这部寓言式的英雄史诗中，用全新的现代人的视角完成了对英雄的精神解读。

在《格萨尔王》中，阿来设置了两条线索交错推进，一条以史诗《格萨尔王传》故事为底本，回溯了传奇英雄的成长与人生;另一条围绕当代说唱艺人晋美展开。这就使我们的目光在远古神话与现实世界之间不断腾挪。正是晋美浪迹天涯的讲述生活，不断把我们从遥远国度的神圣和瑰丽中拉回触手可及的现实。阿来仿佛是刻意地反复告诉他的读者，与我们同处一个时空的晋美正在讲述那个辉煌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于是，这种讲述便难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恰如阿来所说:“晋美的存在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今人的视角。通过晋美梦里梦外的讲述，让小说既有过去的线索，也有今天的线索，一前一后，就让两条线索之间的藏族社会生活现实有了对比，也能让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与细致的心理刻画水乳交融，既富有民族性格，同时不乏时代精神。”^[7]

在阿来的笔下，格萨尔王这一形象的塑造除了具有投射藏族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原型功能之外，还言说着我们时代的主题。作为天界的神子崔巴葛瓦，他将高尚、仁慈、智慧、勇敢等美德集于一身，带着拯救人类的英雄使命来到人间。可是，天堂与人间是如此不同。在神子下凡之前，岭国就是一个被妖风笼罩的地域。“妖风一吹起来，晴朗的天空就布满了阴云，牧场上的青草在风中枯黄。更可怕的是，善良的人们露出邪恶的面目，再也不能平和友爱。于是，刀兵四起，呼唤征战与死亡的角号响彻了草原与雪山。”妖风不仅腐蚀了普通的人心，连格萨尔王这位来自天界的英雄似乎也未能幸免。他在天界是英俊的神子崔巴葛瓦，下到凡间却变成了丑陋的觉如，容貌的转变如同一个明了的隐喻，预示着神性的隐遁和人性的彰显，而人性是丑陋的。从崔巴葛瓦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他就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努力抗争，即使如此，人性的丑在他身上依然不断地闪回。神降的使命是让他除妖降怪，可是当他把“那么多狐狸尸体，把血肉、腹腔里的污物、脑浆四处抛洒。他把绿色的肠子盘结出很多花样悬挂在树上，甚至悬挂在自家的帐房门上。血腥之气立即就把所有食物都淹没了”。血腥和残忍使降魔失去了意义，难怪观音菩萨指责他说:“我不是说你不该杀死它们，但你不该杀得如此兴起，像商人看见金子一样喜欢。”我想，在阿来看来，或许战争是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的，因为杀戮本身就是与“善”背道而驰的。而人性中隐匿的残暴总是在貌似替天行道的征战杀戮中得以张扬，但是，战争无论怎样精彩也无法谱写出人性的美好。格萨尔王毕生的夙愿是“让我把仗打完，把敌国都消灭干净，以后，岭国的人就可以安享太平了”。然而，当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已除去，岭国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预期的幸福。格萨尔王本人也遁入了从未有过的虚无和困惑之中。他不明白的是“该为百姓散尽财宝，还是继续锻造锋锐无敌的兵器”;为什么“打开了那么多敌国的宝库，却还有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作为天神，他似乎永远也无法明了如何去消灭“从人心里自然滋长”出的魔鬼，而实际上这才是万恶之源。由此，英雄的使命似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战争和杀戮永远都不是解决人类终极问题的有效方式。或许在一些历史时期，战争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唯一方式，但是，战争沉淀下来的依然是血腥和残暴。英雄与大众的渴望是不同的，前者是建功立业，后者是安居乐业。在这一对悖论中，格萨尔王终于意识到“我不离开，好像战争就不会停止”。在这里，英雄成了催生战争的元素，而战争所能解决的只是暂时的争端，它永远也无法触及人类的终极目的。

《格萨尔王》的书写，始终游走于现实与虚幻的交错之中，一方面我们抬头就能够仰望到那个充溢着高尚精神的宗教世界，另一方面，阿来也始终未让我们离开我们普遍生存的现实空间。不同于正义与邪恶界域分明的神话叙事模式，《格萨尔王》的重述彰显人性普遍的混沌、阴暗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具现实意味的世界。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晁通自不必说，阴险、恶毒、狡诈等所有恶劣的人性都在他身上得以聚焦，而其余的正面形象并没有单色调地呈现神话世界里的瑰丽色彩，神话原型中的神性隐遁在了凡俗男女的具体生活中。王后珠牡没有母仪天下的气度和尊贵，虽然在众妃嫔中她总是能得到更多的怜爱，但是妒忌的烈焰依然燃烧在她的心中。她的妒忌带来了战争、死亡与苦难。为此，梅萨被北方的魔王鲁赞抢去;格萨尔也失去了与爱妃阿达娜姆最后相见的机会。同样，梅萨这位格萨尔王宠爱的妃子，为了得到专宠，在霍尔国大兵压境时，将前来报信的喜鹊射死，又用健忘酒迷惑了格萨尔王的心智，导致珠牡被掳，引发了岭国与霍尔人的大战，兵戎相见，血流成河。即使是“大神”这位天界的领袖，作为“果”的最后“因”也有昏聩的时候，他明知下界百姓被妖风愁云所笼罩却又无计可施，但依然犹豫迟缓不派神灵下界去拯救人类，说出“等也是白等，但还是等等吧”这样昏庸的话来。而莲花大师也难免会有“当他将来成了神，那些吉祥结落地之处，都将成为涌现圣迹的地方”这样充满私欲的俗念。在这里阿来没有掩饰他对人性的悲观和失望，因而，在神话世界的镜像观照中，人性的堕落得到又一次的放大。

长久以来，有关人性的探讨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话题，是因为由科学逻各斯主义孕育出的逻辑精神和科学理性早已固化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这种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核心，以实用为目的的思维模式，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逻各斯文明。现代技术孜孜不倦地拓展着人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不断创新的产品，让人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多元的感受和体验之中，全方位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在精神层面，逻各斯主义却显得捉襟见肘，我们的精神仍止步于轴心时代，人性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相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古拉格群岛的灾难……无数次见证了人性的沦丧。正像《格萨尔王》中所描绘的:人之外的任何妖魔都是能够铲除的，但是人的“心魔”却无法根除。我想，妖魔作为一种叙事的能指，其所指应该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切外在的障碍。这样一个日益被“心魔”控制的时代需要英雄去拯救。但是，现代逻各斯中心的强权话语又往往使英雄失语。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这一情形，使我想到了人们对爱比米修斯的遗忘。“(爱比米修斯)同时是一个被遗忘者，他被形而上学、被思想所遗忘。如果思想本身作为一种遗忘，那么它就是遗忘的被遗忘者。每当人们谈论普罗米修斯时，总是忘记了以爱比米修斯为象征的遗忘:总是迟到的真理。”^[8]爱比米修斯的遗忘是人类先天的本能缺失，正是有了爱比米修斯的遗忘，才成全了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伟业。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英雄是无法拯救人类的，若想挽救人性只有靠我们自己，那就是穿越种种外在的遮蔽，返回我们的内心，去寻找那种最真实的存在。也许这种存在本身就带着先天的缺陷，而正是这一先天的缺口，才能打开我们的心扉，放出心魔，踏上一条真正的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