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相对于《碧奴》、《后羿》和《人间》，《格萨尔王》对原型神话的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更有难度。前者的原型神话，多为篇幅较短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后者却是传承着重要历史内容的鸿篇巨制。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说唱者的口口相传中，演绎了包括文学、美术、宗教、音乐、战争、生产、生活等藏民族的画卷。资料的浩瀚带来的是整理与取舍的难度，也在一定的层面束缚着创作自由度的发挥，如同“带着镣铐的舞蹈”，要想旋转出自如优美的舞姿，必然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我想，阿来对格萨尔王神话的重述，走的是与苏童、叶兆言、李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路径。苏童等作家的“重述”是对原型神话彻底的颠覆，在相对的“解构”中完成了新叙事话语的建立。阿来似乎刻意要另辟蹊径，他说:“我觉得重述神话，大家都在做同一个项目，应该不要互相影响，彼此也应该有不同的重述方式。颠覆性的改变是一种重述方式，但不是唯一的重述方式。”^[2]因此，在阿来的《格萨尔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承继而不是颠覆。

实际上，阿来的重述方式并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在他看来，这一次有关《格萨尔王》的重述恰好是一个契机，能够让这部在藏区口口相传的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展现给更多的世人。阿来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就是想要打破西藏所谓的神秘感，让人们从更平实的生活入手，从更严肃的历史入手来了解藏族人，而不是过于依赖如今流行的那些过于符号化的系统^[3]。《格萨尔王传》千百年来，在说唱艺人的口中不断丰盈，承载着不同时代藏民的思想和情感。格萨尔王作为一个神话原型，不仅是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投影，也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隐喻载体。这就使得格萨尔王这一形象具有了超越个人并承载民族文化的原型品质。由此，在这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书”中，我们仿佛穿过蜿蜒的时光隧道，目睹了西藏的民情风俗、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正如阿来所说:“对于很多人，西藏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当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成了一个象征，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我写《尘埃落定》、写《格萨尔王》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4]我想，这是阿来创作《格萨尔王》的初衷和宏大理想。

翻开《格萨尔王》，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段式框架明显镌刻着民间史诗的印记。英雄从天界接受使命降生人间;在人间降妖伏魔、建功立业;功成身退，返回天界。这种传记体的英雄史诗写作范式，使我们可以方向清晰地去踏寻格萨尔王的人生足迹，并由此触摸到藏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在第一部“神子降生”中，格萨尔王觉如是在降服妖魔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虽然他一出生就有天赋的神威，但是在对付各种变化多端的妖魔，还有他那个阴险狡诈、时刻想篡权的叔叔晁通的经历中，他完成了从觉如向格萨尔王的本质性蜕变。他走出了血腥暴戾，懂得了慈悲也是一种力量。他在误解中被流放他乡，但他不计前嫌，为那些由此受到上苍惩罚而流离失所的岭国人建立了新的家园，显示了真正的王者风范。最终他在“赛马称王”中脱颖而出，不负众望，登上王位。

可以说，格萨尔王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了藏民族的民间文化认同。弗洛伊德曾提出著名的“投射理论”，他认为人总是将自己的主观意愿投射到外在的某种超自然的人物或观念之上，以构成自己崇拜的对象，也就是说，内在的情感取向、道德认知、理性判断等发生了外化，这是生命个体内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投射。正是在这样的投射中积聚了人内心中最强烈的期待。可以说，格萨尔王的成长投射出藏民心目中一个男人成长的理想之路。而对于游牧民族的男性来说，恶劣的生活环境要求他们从小就要练就一身高强的武艺，而马术的精湛更是作为一个杰出男性所必需的条件。因此，年幼的格萨尔在赛马中巧妙地战胜了晁通，在征战中成就了高尚的德行和情操，这些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每一个男性藏民自我塑造的完美模式。而作为天神下凡的格萨尔王，其与生俱来的四种高尚美德:仁爱、节俭、从容、有礼，更是在集体的经验层面体现了藏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在这一点上，格萨尔王可以说是藏民族的民族灵魂、民族精神和民族高贵品质的投射，并成为藏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神话原型。荣格说:“一种原型的力量，无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能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1000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这便是伟大艺术的奥秘，是它对我们产生影响的秘密。”^[5]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阿来的《格萨尔王》为我们谱写的实际上是一部自传体的民族志^[6]。

格萨尔王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他在时间的洗礼中，不断被冲刷洗涤为一个超越人类的神性英雄，并最终蜕变为一个神话原型。这一原型形象除了承载民族意志，还肩负着弘扬佛教文化的使命。实际上，藏族文化可以看作藏传佛教文化，如果抽出了佛教的内容，藏族文化的认同几乎就不存在了。格萨尔王的人生使命就是从天界来到人间降魔除怪，这是神的使命。在他下凡之际，释迦牟尼、毗卢遮那佛、喜现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以及莲花生大师等神佛，都将自己的福德与法力传递给他，因此，在格萨尔王的身上实际隐含了诸多神佛的原型。他的下凡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生死轮回，而是预示着一位菩萨转世为人间的英雄，带着浓郁的宗教色彩。格萨尔王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藏民族文化中对藏传佛教认同的完整性。在这里，历史上格萨尔王的真实性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历史的记忆在神话的表述中转换为宗教的光辉。

在下凡之前，格萨尔王作为神子崔巴噶瓦“本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在天界生活，飘来飘去连身子的重量都感觉不到”，但是当他看到下界悲苦混乱的情形，便下定决心去拯救陷于苦海的众生。大神与神子的一段对话，让我们看到崔巴噶瓦的坚定和信心。

“好。只是你要想好，那时你不再是神，也是下界的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经历一样的悲苦和艰难，怕也不怕?”

“不怕。”

“也许你会褪尽神力，与凡人一样堕入恶道，再也难回天界!”

神子的母亲和姐姐已经泪水涟涟了。

“甚至你连曾在天界生活的记忆也会失掉。”

神子替母亲拭去泪水，兄长一样把姐姐揽入怀中，在她耳边坚定

地说:“不怕!”(第20页)

佛教总是把施舍看成一种高尚的美德，在佛经中记载了许多菩萨以身布施而不惜性命的动人故事。佛教义理强调“头目脑髓皆可施舍于人”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积累功德、获得善报的重要业因，更重要的是大乘菩萨道的重要修持内容。这种精神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涌动的命脉，贯穿在格萨尔王的一生中。他的降生带着大无畏的悲壮情怀，自动结束了自己在天界的寿命，降临在苦难的人间。他一生的努力就是降服魔怪，并把智慧传送给迷障苦厄中的大众，帮助他们觉悟，脱离苦海。当他即将返回天界的时候，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依然在动人处闪光。在《格萨尔王》的篇末，格萨尔王两度进入地狱。一次是为搭救妻子阿达娜姆。这位魔国公主因杀戮太多，造孽深重，死后被投入地狱。这一情节安排完全取自民间史诗，带有一定的劝善惩恶的教化意蕴。但是我认为，阿来在小说中安排这一情节，远远不止于教化，他重在表现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私无畏的宗教情结。尤其是格萨尔在第二次入地狱救母时，他质问阎王:“你这个是非不分的阎王，我母亲一生慈悲怜悯，你竟然把她也下到了地狱!”阎王回答说:“威震人间的雄狮大王，虽说你是领天命下界斩妖除魔，并不能因此消弭你杀戮的罪孽，再说，哪一次战争不误伤众生，使百姓流离失所?……因果循环，只好让你母亲代你受过!”这里，虽然依然强化了因果报应的逻辑，强调一个人此生的行为不仅会为来世，也会为他所爱的人播下隐患的种子。更多的却让我们感受到地藏王菩萨所说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气度，这种以最惨烈的方式去普度众生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说是藏传佛教文化中最熠熠生辉的地方。

《格萨尔王》中的许多意象，也都蕴含着丰厚的佛教文化理念，比如“虹”可以说是贯穿在全书始终的一个意象，它总是作为菩萨、神佛的绚烂背景而出现。在佛教中，“虹身”是修行圆满的标志，很多佛教故事都有过高僧圆寂时化为虹身的讲述。与其他宗教的终极意义不同，佛教的终极归宿在于个体性的彻底解脱。这种解脱不是进入极乐世界，而是依靠个人的觉悟超越生死轮回，达到无限自由的涅槃境界。这实际上满足了人类心中无法泯灭的自由情结。在西方宗教中，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但是在佛教中人却可以升腾为佛。此时的人便永远地脱离了肉眼凡胎，化为没有物质载体的光彩四溢的“虹”。“虹身”是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生命也就达到了无限的自由。由此，鼓励人们斩断一切不善，成就涅槃功德。《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王的兄长嘉察协噶，可以说就是由人到神的一个精神典范。他仁厚善良，当所有人听信了晁通的谎言对年幼的弟弟打击迫害时，只有他坚定地站在格萨尔王这一边，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岭国他无限忠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岭国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带兵打仗，他勇敢智慧，有着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军事天才。尤为可贵的是，当杀死他的敌国将领辛巴麦汝泽投奔了岭国，并成为捍卫岭国的勇士时，他以虹身显灵在危难之际挽救了辛巴麦汝泽的生命。“虹身”突破了死亡的佛性悟证，而以诗性的逻辑想象完成了成佛与未觉、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生与死等二元性的消解，由此我们看到了超越人性局限的神性光辉，生命进入了无可限量的自由，超越了历史和终结，走向了永恒。

在我看来，《格萨尔王》这部自传体的民族志，不仅在神性英雄的身上折射出佛教文化的民族认同，还以浪漫的笔法描摹出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这里，神话作为另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回溯了佛教与苯教这两种宗教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整合的发展历史。《格萨尔王》中描绘的几次大的战役几乎都表现出了佛、苯两教之间的争斗。以“泛神论”为根基的苯教信奉“万物有灵”，因此，一些妖魔中的“精英”多为怪兽所变。由三只螃蟹蜕化成的九头旱獭，其中的四个头因为发下“来生变为佛法的仇敌、众生命运的主宰者”这样强烈的祈愿，而变作北方鲁赞王、霍尔白账王、姜国萨当王、门国辛赤王这危害四方的四大魔王。在与北方鲁赞王的战斗中，格萨尔“弄干寄魂血，砍断寄魂树，射死寄魂牛”，最终杀死了作恶多端的魔王。门岭之战中，格萨尔射死了辛赤王的寄魂之物——九头毒蝎，征服了失去能量的辛赤王。这种带有强烈灵魂崇拜色彩的寄魂现象，是原始苯教的主要特征。苯教徒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根，这就是灵魂，它寄托在不同的自然物之上。要想制服仇敌，必须先除掉寄魂物。而靠占卜求卦、念咒法术来降服敌人的战术，同样也是苯教所信奉的。于是，每一次战役，格萨尔王的敌对方几乎都会使用巫术，但每一次巫术在来自上天的佛光普照之下都会黯然失色。值得注意的是，岭国及格萨尔王本人信奉的佛教也带着些许的苯教色彩，格萨尔王在破解地方巫术时，自己也时常使用巫术。佛教和苯教正是在这样的消长和交融中，参与了历史的进程。

可以这样讲，格萨尔王作为一个史诗中的民间英雄，在代代相传的叙述和回忆中，早已投射为藏民族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合体。阿来正是通过重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民间信仰和民族意识。在阿来的重述中，时间已被定格，过去的民族英雄被召唤到现在，而这种召唤的现实意义，无疑增强了今天藏民族的群体认同。作为一个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隐喻形象，格萨尔王征战南北的一生演绎了藏传佛教的转化和发展历程。作为一个神话英雄的理想范本，格萨尔王把我们带向了佛教超验的高度，让我们看到了奉献、牺牲、自由与永恒。这些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赋予我们克服人性弱点的勇气，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个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来的重述如同一种启蒙仪式，引领着我们回归遥远而神圣的生命观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