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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的成功，并没有让阿来沉溺于已然呈现的“身外”光环之中。尽管七年的“间歇”并不短暂，但是我想，七年之中阿来一定没有中断过思考，并将一个作家的叙事技巧、道德考量、人生情怀洗练得更加纯净、成熟。七年之后的阿来，明显是要在创作上有新的开拓。阿来是以一颗虔诚的心来对待自己的写作的。他曾说:“好在我从来不是为谁去写作，我从来不取悦读者。我不怕说得罪读者的话，也不怕说影响销量的话。”^[17]我们看到，《空山》并没有延续《尘埃落定》的叙事写作风格，而是做了更为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走出奇幻氤氲历史的阿来开始拿起笔来讲述现实。《尘埃落定》中奔腾着的神秘飘逸、传奇浪漫的色彩被那个发生在遥远机村的沉重现实所取代。发生在20世纪初的康巴土司王朝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最终想要描绘的是尘埃落定之中人心的图景，解读出形而上的历史与存在。机村的故事却是从“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一直延续到全球化的今天，把较大的时间跨度定格在一个偏远狭小的农村，在一个个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去寻找一个民族的精神还乡之路。这是一条深嵌在大地上的现实之路，格拉、多吉、索波、达瑟、达戈、驼子、拉加泽里等小说中的人物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去寻找，《空山》的叙事结构也就在这一条条找寻的道路中搭设而成。显然，这与《尘埃落定》那种相对封闭、单纯的线性叙事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时间叙事向空间叙事的位移，它揭示了隐藏在时间背后的复杂而丰富的空间性内涵。由此看来，阿来也真正是一位在艺术上不愿墨守成规、不断自我超越的有使命感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在《空山》中我们看到，阿来虽然依然延续了简洁、明净、富有诗性的语言风格，但是《尘埃落定》中的灵动飘逸却被《空山》中那仿佛触手可感的质感极强的厚重所代替。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存在与幻想共同编织的寓言，那么《空山》则像一片锋利的麦芒刺痛了人类共同的创伤。

任何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尝试一次次自我超越，不让自己贴上某种程式化的标签。显然，阿来做到了这一点。更为可贵的是，阿来在这条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地思考。通过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言说了整个现代性进程中悲喜交加的一切。不求对历史做全面的诠释，只想勾画出当代世界的存在图景。具体地说，作为一位藏族作家，他似乎更加关注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汉语与藏语以及民族性、地域性、文化异质性等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他说:“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间游走，不同文化相互间的冲突、偏见、歧视、提防、侵犯，都给我更深刻的敏感，以及对沟通与和解的渴望。我想，我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这样一种个人努力。”^[18]在我看来，阿来的这种努力在《尘埃落定》和《空山》中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一个作家创作进程中的自觉与调整。我们看到，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更多地彰显自己藏族作家的立场和身份。他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时曾提到，“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取营养”，“那些流传于乡野与百姓口头的故事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本身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这些人物故事与史诗型传说中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19]。可见，他在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中找到了人类普泛的记忆和生存的秘密。正是依托藏族文化这个大树，阿来“通过西藏，抵达了人类”^[20]。

到了《空山》，阿来的写作呈现了更多的“双族别文学”的色彩。“在这种‘双族别文学’里，既内含着‘双族别’身份和‘双语言’能力，也包括了‘双文化’修养与‘双历史’眼光等多重关联。”^[21]驼子支书对土地表现出的崇拜，诗性的叙事策略，朴拙与智慧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形象，无不显示出汉民族传统文化对阿来创作的渗透;而达戈身上闪烁着尚武精神，大量藏族民歌穿插在文本中所充当的叙事功能，则表现出了浓郁的藏族特色。我想，阿来的这种“双族别”写作一方面与他身处文化交叉地带，由此宿命般地成为一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混血儿”息息相关^[22];另一方面，也是阿来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阈之下，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写作所做的精微的思考。在他看来，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绝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的窠臼之中，导致狭隘的地域化写作。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现代性进程中思考更多有关历史的、人类的、民族的、时代的主题，在坚守民族文化策略的基础上，进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由此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阿来的写作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写作，阿来所描绘的并不仅仅是西藏，也不囿于中国，他努力构筑的是全球性的书写模式和普泛性的世界图景。

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宽广的社会视阈，我们看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那种通过诗性传说传达对世界朴素而深刻的看法的叙述方式，在《空山》中转变为对现实苦难的叙述。对于阿来而言，这种叙述风格的转型是在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完成的。阿来说:“《尘埃落定》是很容易写的，那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跟现实无关，写起来很轻松。而如果你写现实，这个现实总体来讲是比较沉重的，而且这种沉重感是跟我们今天切身相关的。所以写作过程，自己就感到很沉重。我想读者读它也会沉重。有时候读者会强烈需求关注现实的东西。但大部分中国读者阅读有种倾向，不是关注现实，而是逃离现实，喜欢读和现实很远的故事。”^[23]我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才使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入社会某个层面的锐利性，洞察到现实存在与人类生存的某种共鸣，让我们在这个所谓“文学式微”的时代，感受到了文学存在的精神价值和力量。

20世纪的风风雨雨使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作家与现实的直面相遇，也是文学写作不尽的生机和源泉。而个体生命也在风雨飘摇中不断找寻着归家之路。尤其是在现代性进程日益加快，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全球化都不可阻挡的今天，一切原有的价值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震荡、解体与重构的命运。这些无疑给试图解读这个世界图谱的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许多人往往无法冲破个体经验的藩篱去放眼这个变动不居的生存空间，完成的仅仅是满足个人情感宣泄的个人化、私人化叙事。还有一些作家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性进程，采取的是伯夷叔齐式的逃离，期望返回那些早已逝去的田园牧歌时代。阿来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可贵的，面对无法阻挡的现代性，他在自己的创作旅程中锲而不舍地去破译“民族性”与“世界性”对接的密码，而这种破译又是在不断挖掘和拓展叙事方式的灵感和空间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独树一帜的思考和美学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我想，在这个时代，阿来的梦想和雄心，一定是努力去做一个启迪灵魂的作家，尽管在今天，超越个体经验去描述一个时代异常困难。

[2]吴怀尧、阿来:《吴怀尧访谈录:与〈尘埃落定〉作者阿来的对话》，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4/15/051861842．shtml，2009年4月10日。

[3]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9]〔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0]〔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树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1]徐其超:《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2]〔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13]贺绍俊:《说傻·说悟·说游——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14]周政保:《“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15]张学昕:《朴拙的诗意——阿来短篇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16]朱良志:《关于大巧若拙美学观的若干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17]吴娟:《〈尘埃落定〉作者阿来:我从来不取悦读者》，《时代周报》2009年4月9日。

[18]吴怀尧、阿来:《吴怀尧访谈录:与〈尘埃落定〉作者阿来的对话》: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4/15/051861842．shtml，2009年4月10日。

[19]丹珍措:《阿来作品文化心理透视》，《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0]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21]徐新建:《权利、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7期。

[22]丹珍措:《阿来作品文化心理透视》，《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3]吴娟:《〈尘埃落定〉作者阿来:我从来不取悦读者》，《时代周报》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