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阿来选择相对封闭的藏地作为现代性侵入的叙事空间，并不意味着阿来的写作仅仅也是封闭式的地域性写作。在《尘埃落定》和《空山》中，藏地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预设，阿来所写的不仅是西藏，也不仅是中国，实际上，他是在更高远的层面上，以文学的叙述方式进行着世界性的话语言说。麦其土司的领地和机村仅是整个人类面对现代性进程的一个精编版缩影，从这个角度看，阿来的小说无疑蕴含着丰厚的世界性因素。而这种世界性话语的恢宏主题，在阿来的笔下，又是以极富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完成的。

在谈到关于《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曾说:“我决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种寓言般的效果。”^[11]我想，阿来想要强调的是，作家在诉说现实或讲述历史时，不应囿于自我的或本民族的相对狭隘的视角，要以更为宏大的气魄表现出一个时代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民族的”与“世界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爱皮梅尼特悖论。“世界的”是应该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民族的”这块肥沃的土壤才能让“世界的”在本民族扎根生长。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只有那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12]”实际上，阿来在其创作中遵循的正是这一创作原则。《尘埃落定》和《空山》中的那些世界性因素，在极富民族色彩的艺术形式中得以完美地展现。

一些学者在论述阿来小说的叙事艺术时，喜欢将西方叙事技法作为参照系，以此来衡量阿来的小说，认为他的小说叙事是非理性的、不合规范的。无疑，我们看到阿来的小说叙事常常会让诸多西方叙事理论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尘埃落定》中的叙事者是傻子二少爷，这是一个永远使智慧与愚昧处于模糊状态的“超人”，因此，傻子的叙事视角也就综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维度，时而是癫狂的呓语，时而又是智者的箴言，时而又表现出“超人”的功能。成为一个既是参与者又是局外人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这种多元视角打破了叙事意图的单一性垄断，摆脱种种意识形态的规约，全方位洞悉存在的真相。显然，这种多声部的交响乐式的复调叙事在《空山》中得到了延续。极为明显的是，《空山》“花瓣式”的结构已经肢解了完整的叙事，各卷故事也无明显连续性。而阿来本人最终也从幕后走向前台叙事，愈显突兀。这种超逻辑的非理性叙事“不时地露出诗歌的思维痕迹”^[13]。关于《尘埃落定》的文体风貌，周政保说过:“与其说《尘埃落定》是一部小说，还不如把它看作一首长诗。”^[14]可以说，这种诗性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自《诗经》始，我国抒情文学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并将其创作思维模式深深地浸染到叙事文学中。笔记体小说历来就是文士的写心抒怀之作，在叙事中穿插着大量的抒情议论。传奇体小说虽以叙事为主，但无不追求一种诗的情致与境界。作者常常以诗歌的意象架构全篇，在“坐驰可以役万景”的冥想飞动中，随心所欲打造出诗化的结构。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以诗化的造型方法塑造的，大多具有灵动的诗意。像《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人物无不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而小说叙述语言的诗化，数句连用骈偶，间或采用赋体，几乎成为定式。大量诗词曲赋的穿插更导致了明清期间一大批“诗文小说”的出现。诗化、寓言诗性近年也成为当代小说的叙事策略。而阿来则试图在结构的诗化中挖掘叙事本事的潜能，使整个存在世界的结构愈显清晰完整。在无规则的叙述灵动中，呈现历史、生命与现实的原生态质地。

阿来在他的作品中还常用带有民族色彩的隐喻和象征，同样表现出了“民族性”对“世界性”的支撑。藏民族有忌吃鼠肉的习俗，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就用二少爷对母亲大嚼鼠肉的反感来隐喻他对母亲吸食鸦片的厌恶之情，也由此在宏大的视阈中，以鼠肉影射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和恐惧。整部《空山》描写的是机村传奇，“机”是藏语中“根”的汉译，因此，机村传奇就是有关人性之“根”、民族之“根”的追问。其中的《天火》，同样也建构在全篇的隐喻之中。“火”对于汉民族而言，自古以来就是具有巨大摧毁力量的象征。阿房宫持续三个月的大火毁灭了一个时代的文明;“野火烧不尽”的力量是可以横扫自然的;而“星火燎原”、“赴汤蹈火”更是语言学上的绝佳隐喻。阿来在《天火》中，将自然之火喻指人心之火，极为形象地描绘出那个令人癫狂的时代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阿来小说同样尽显“民族性”的丰厚底蕴。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支撑阿来小说的灵魂与命脉。张学昕认为:“从文化的视角看，阿来的写作，无疑为汉语写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的作品承载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里面，既有能够体现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智慧者的化境，也有饱含朴拙‘痴气’的旺盛、强悍生命力的冲动。这些超越了种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的理念，构成了阿来诚实地面对人类生存基本价值的勇气。”^[15]在《达瑟与达戈》中，达戈无疑是机村中最机智、最血性的男人，也是“独孤求败”式的猎人，他追求人性的尊严与伟岸，最终以一个真正的猎人的方式与熊同归于尽，尽显英雄本色。另一方面，这种英雄本色并没有阻碍他的儿女情长，他近乎“情痴”般的行为又使他在机村人眼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达戈”(傻瓜)。同样，在《轻雷》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拉加泽里，一个聪慧过人，勇敢、强悍、不屈不挠，另一个稚拙、质朴，还带着少许的愚钝。在机村卷入疯狂的商品大潮之际，拉加泽里游走在致富的玄机中，凭他的智慧获得了财富，而最终他的纯朴和良知又使他放弃了财富。实际上，阿来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有着类似的精神气质:格拉、桑丹、多吉、达瑟、索波、驼子支书……他们都穿越在智慧和朴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从这个角度讲，这些都是民族性格不可化约的个性化相像。

回溯文学史可以发现，可以说，在我国民族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游走在智慧与朴拙之间的人物比比皆是:贾宝玉、林黛玉、武松、鲁智深、孙悟空、花木兰、张生、崔莺莺、卖油郎秦重……这些著名人物在双重人格中不断腾挪置换，在展现人物真实多面性的同时，也做出了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回应。在这种中庸哲学的指引下，文学艺术往往追求一种“温柔敦厚”的美，这是不张扬的，不极端的，带着几许舒缓和从容，徘徊在“大巧”与“大拙”之间，书写出朴拙中又闪现智慧之光的中国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拙”往往被视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拙”意味着平淡、真实、自由、原初。这是一种复归生命本真的理想，如老子关于婴儿的论述，婴儿的眼睛是如此鲜亮，活力四射而纯真无邪，用这样的眼睛看世界，世界便会如其真，如其纯，如其光明。“就像庄子所说的，拙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使之如初生牛犊之活泼;拙恢复了光明，如朝阳初启，灵光绰绰。”^[16]很明显，正是在这种中国英雄的塑造中，阿来完成了自己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嫁接。“中国经验”在阿来的小说世界中成为当代的集大成蓝本。

在《尘埃落定》和《空山》中，阿来正是通过“我”或“我们”的形式，对藏地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做了文化和历史的宏观把握，以博大的胸襟完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最迫切的话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