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阿来的作品，不难发现，那种面对历史转型给人所带来的困惑、质疑和苦难，如影随形般地贯穿在他的文本中。《尘埃落定》也好，《空山》也好，都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着现代性进程对已有生活秩序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于人乃至人性的深刻影响。并且，他试图找寻的是一条解决现代性文化与各民族传统文化冲突与对接的途径或通道。

《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阿来在对这段历史的表述中，以传奇的手法真实地写出了现代性强权话语下的存在危机。当麦其土司借助现代化的兵器一路所向披靡之际，现代性的进程便成为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实际上，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涉及的是一个普泛性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所谓先进的文明都是强暴地染指那些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4]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暴力性的历史文明的演进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文明以咄咄逼人的势态争夺着世界的话语权。“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5]西方人狂妄的野心正如斯宾格勒所假设的:“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6]20世纪初中国的大门也是在洋枪洋炮的狂轰滥炸中被强行打开的，由此看来，藏地的现代性进程只不过是历史与文明的重复演绎。

与《尘埃落定》一样，《空山》也试图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中去解读现代性的进程。不同的是，在现代性的问题上，《空山》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更浓郁的反讽色彩。如果说，《尘埃落定》言说的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积淀的传统文化是怎样走向现代性的;那么，《空山》则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去找寻现代性导致曾经的诗意栖居之维坍塌的根本原因。现代性是困难所在，也许也正是意义所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完全可以把《尘埃落定》看作《空山》的前传或寓意积存。

七十多万字的《空山》由六个单元组成(《随风飘散》、《天火》、《达瑟和达戈》、《荒芜》、《轻雷》、《空山》)，这个被称为“花瓣式结构”的鸿篇巨制，在相对松散的形式中拼贴出了机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全景式图谱。六个故事即六片花瓣并非是完全独立、毫无关联的，它们从制度、语言、宗教等不同的视角关注着机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裂变和阵痛，这条中心主线如同托起花瓣的花蒂，结实而紧致，穿透枝干深深地插入泥土中。在第一卷《随风飘散》中，现代性对人性的凌迟就拉开了序幕。叙事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西藏又一次现代性加快步伐的阶段。随着公路的开通，汽车的到来，曾经封闭的机村缩短了与外部世界的距离，现代性同样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强行打开了机村人的视野。

人们不断地被告知，每一项新事物的到来，都是幸福生活到来的保证和前奏，成立人民公社时，人们被这样告知过。第一辆胶轮大马车停到村中广场时，人们被这样告知过。年轻的汉人老师坐着马车来到村里，村里有第一所小学时，人们被这样告知过。第一根电话线拉到村里，人们也被这样告知过。［(一)第57页］

这样一次次的“被告知”，让机村人看到了外界五彩缤纷的物质存在，而这些物质形态所承载的，诸如“积极分子”、“人民公社”、“生产队”、“工作组”、“共青团员”、“干部”等新名词、新概念，更是这些机村人闻所未闻的。陌生的、崭新的霸权话语在悄无声息地“扼杀”着曾经善良的人性。善良、仁厚、悲悯被冷漠、残酷、恶毒所取代。在这样一个几近癫狂的村落，私生子格拉根本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机村不仅不能容纳他的肉身，更迫使他的灵魂出走，被永远的放逐。实际上，从此时起“随风飘散”已成为机村的宿命。到了《天火》与《荒芜》中，水与火的洗礼，彻底地摧毁了机村人赖以繁衍的生存空间，而那场大火带着明显的精神指向影射着人心之火。正如阿来在书中借巫师多吉之口所说:“山林的大火可以扑灭，人不去灭，天也要来灭，可人心里的火呢?”正是当时所谓革命的、先进的思想衍生化为人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火，它烧毁了机村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人性。我们看到，在《达瑟与达戈》中，达戈就是作为机村最后一个真正的猎人，以他悲壮的死仪式般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认为，《空山》的深刻，不仅在于描绘了现代性进程对机村毁灭性的冲击，而且还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剖析了导致这种毁灭的原因。那就是，现代性的强行进入未能与地域文化契合，创造出新的生长点，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文化错位和种种异化。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曾说:“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7]在《空山》中，阿来似乎欲将这种文化的错位聚焦在语言的错位上，让我们在一段段流动的话语中，去感受机村的陷落与迷失。在这里，语言就像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表明文化的变迁，真实地呈现着时代的相貌。我们看到，随着大量新事物的涌入，机村固有的语言日益变得捉襟见肘，失语的尴尬境遇随处可见。《天火》中有以下一段描述。语言学家沃尔夫指出，语言是作为一个体系与文化中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一旦我们进入语法体系，进入语言建构方略，我们就可能在相应的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心理、文化哲学上找到结构上的一致关系。反过来，文化上的思维方式、哲学、心理，也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方向上把握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深刻理解民族语言在纷繁外表之下的文化规定性。”^[8]正是语言与文化这种内在的同构性，让我们在语言的消逝中目睹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渐行渐远。新的话语体系的侵袭正在一步步吞噬着机村旧有的认知模式，“文革”时期大量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名词已经使机村人不知所措，改革开放之后，更多令人费解的、科技的、经济的词语，搅乱了他们的思绪，以至于他们几乎丧失了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世界的能力。语言的尴尬，就是文化的尴尬。而文学文本最能细致而敏感地反映那些不知所指、出人意料的丰富内容和苦恼难题。

饭前祷告是一种很古老的习惯。

因此祷告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只是在这个新时代里，这个古老的词里装上了全新的意思。

这时祷告的意思，已经不是感谢上天与佛祖的庇佑了……

仪式开始时，家庭成员分列在火塘两边，手里摇晃着毛主席的小红书。程序第一项，唱歌:“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等等。程序第二项，诵读小红书，机村人大多不识字，但年轻人记性好，便把背得的段子领着全家人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老年人不会汉话，只好舌头僵硬呜噜呜噜跟着念:“革、命，不是……吃饭!”

或者:“革命……是……请客……”［(一)，第164页］

拉加泽里从不多话的母亲有些激动，终于不能自制，开口道:“儿子，你不能跟那些降雨人说话，雷要打死这样的人。”

“妈妈，雷不会打死他们。他们懂得科学。他们用避雷针把雷电的愤怒引入土里。”

老太婆不但激动，还有些愤怒:“避雷针也是太聪明的东西吗?人太聪明神会发怒的。”在机村，有些顽固的老人，把一些新发明归类为“太聪明”的东西。电话太聪明，发电机太聪明，收音机和录音机太聪明。降雨的火箭当然也太聪明了。［(三)，第100页］

老人的话语让我们见证了机村的衰亡。说到底，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显著标志，或者说，民族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存在。正如洪堡特所指出的:“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9]阿来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以一个优秀作家特有的对语言的感悟与洞悉，通过机村中民族话语的弱化，展示了机村消逝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机村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异己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了时代色彩的宏大叙事，阿来写作这部《空山》的“野心”和初衷与写作《尘埃落定》时一样，他想以一种史诗的品格和气魄表现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只有那些富有智慧，并对文学满怀真诚的作家，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这一沉重的文化命题。从《尘埃落定》到《空山》，这其中所凸显的对现代性的思考，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阿来对这一问题有其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当现代性浸入如同一株疯狂的藤蔓，悄无声息地蔓延开去，一切旧有的东西便开始了历史性的蜕变。所有蜕变的革命性都已经恬淡到不再为人所察觉，蜕变之后的新，甚至在蜕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就已经显出了旧的意味，恰如机村人在不知不觉中就用新的话语方式埋葬了自己的过去。雅斯贝斯曾描述过这种现代性进程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恶果。他把现代生活喻之为“无根”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基础在于忘却。它对过去与现在的视野缩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除了赤裸裸的当前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存在精神中，因此，生活就按其常规进行，没有记忆与预见，缺乏那可以通过有目的地，抽象地观照在这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而获得的活力。”^[10]阿来选择了藏区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地区来承载这一厚重的主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和启示价值，甚至挑战性。阿来以自己的写作寻找文学叙述这一宏大主题的叙事可能性，这是可贵的尝试，不仅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智慧和真诚，也给我们提供了汉语写作的新的可能性，这也是小说价值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