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阿来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一举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使阿来这位藏族作家横空出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然而，名誉与光环似乎并没有刺激阿来的写作，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搁笔，直到2005年才开始新长篇《空山》^[1]的写作。阿来在谈到他的创作经历时，曾提到“《尘埃落定》是我第一部长篇。这部小说在心中积蓄很久，所以，当写作的时候，情感非常充沛，进入写作后很恣意很畅快，但写作完成后，发现情感耗竭很大，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写作的冲动了。不止是两三年，足足有五六年时间。后来想写了，但因为身陷在别的事情中，好长时间没有时间。直到2005年，开始《空山》的写作”^[2]。七年的跨度并不短暂，七年之后的阿来，也不再是创作《尘埃落定》时的那个阿坝文化局的普通编辑，而是被裹挟在各种头衔、名誉的光环之中的名作家。我想，社会身份的置换、社会视阈的开阔，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在这样跨越性的写作中，《空山》背后的阿来是否依然还是当年那个“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3]的阿来呢?

实际上，无论是《尘埃落定》还是《空山》都是非常成功而逼近经典的文学作品。虽然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不同。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两部作品的诸多差异，深入文本的肌理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存在着内在的承继与精神同构。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忧伤的基调、诗意的情感、悲悯的情怀这些表层的叙事策略中，也渗透到作品的灵魂深处。在这两部作品中，阿来都传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现代性反思的传统，去思考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藏族世界呈现出的新的文化存在形态。进而追问，“现代的”、“异域的”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并且试图在一个个小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中去找寻答案。这也是这两部作品贯穿始终的精神气度。正是在这种精神气度中，我们看到了其中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底蕴。阿来在对一个个文化符码的破译中，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努力去探求从遮蔽到无蔽状态的澄明之境。并且，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叙述中认识到“现代性”的自觉和分界。

我认为，通过对《尘埃落定》和《空山》这两部作品的文化解读，我们不仅能够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揭示一个作家生产的生命密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阿来的汉语写作中，可以透视一个藏族作家如何在汉语文化的语境中，确立自身写作的坐标。并以阿来为个案，在更为旷远的世界文明发展及其现代性转型的大背景中来审视现代汉语写作。在本文中，我想要做的就是用心地去聆听这两部如歌的行板背后那回旋的余音和隐喻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