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时曾提到，“在傻瓜这个人物身上，我就寄予了很多想法。他代表了现代化的冲击所引起的反应。一般来说，面对冲击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抵抗，对这种抵抗如今在全世界到处都在以各种形式上演。但是傻瓜的表现却很‘反常’。这种‘反常’就好像是在突然加速的火车上，一个正常人会做出一些抵抗性的反应，因为他要通过抵抗重新获得一种平衡，但是反应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进程就像是列车加速度一样，首先是重创这些做出抵抗性反应的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你的失败。”^[8]傻瓜的“反常”就在于他没有抵抗，而是顺应了这种力量，也就是顺应了历史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点似乎与那种在无限循环中对往昔的流连，以至于试图抵抗历史的进程，形成了一个逻辑悖论。我想，或许这正是阿来思想的深邃之处吧。无限循环的时间会让我们向往无数次重复那些辉煌的瞬间，虽然，无法实现的惆怅令人哀婉，但是，正是无数个瞬间建构起了通往永恒的道路。每一瞬间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深度，这一深度使得瞬间的意义无限增值。从这个层面来看，阿来设想的建立在对现代性反思之上的救赎之路，包含着两个殊途同归的部分。一方面是回到过去，重温旧梦;另一方面，则是在重温之中向着未来追寻永恒。显然，藏族作家的身份，让他以另一种视角审视历史和现实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更为敏感，其目光也更加深邃。由此看来，阿来的小说是饱含着宗教情怀的，他执著地在诗意的空间里穿越时间的隧道，去捕捉那一束束可以烛照未来、照亮人生的光辉。

我感觉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情怀，并不仅仅是一种佛陀式的生命体验，而是带着悲悯的情怀去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去追寻永恒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文本中，集中在有关人物命运的叙事上。我想，读过《尘埃落定》的人都会注意到，《尘埃落定》中的宿命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命运是无法抗拒的，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则是人生唯一的选择。文本中，作为傻子的二少爷对此比任何正常人都有更清醒的认识。当他用那颗仿佛是不经意间射出的子弹穿透了多吉仁次的胸膛时，他便意识到自己的最终归宿便是躺在多吉罗布兄弟的刀下，而多吉罗布兄弟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复仇。这是人生的规则，无法抗拒。“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会发现，人家已经准备下一大堆规则。有时，这些规则是束缚，有时，却又是武器，就像复仇的规则。麦其土司利用了他们的父亲，又杀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复仇天经地义，是规则规定了的。”作为理性社会里的一个傻瓜，二少爷却秉承了自然的灵性，他以先知般的洞察力感受到命运的召唤，他不去抗拒命运，而是坦然接受。当仇人把锋利的刀刃插入他的体内，他感到了灵魂的飞升，最终尘埃落定，找到了自己的终极归宿。从傻子二少爷的人生轨迹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实命运是无所谓选择的，命运早已写好!小尔依天生注定了子承父业，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行刑人的宿命。两个塔娜虽身份悬殊，却又殊途同归。桑吉卓玛命中注定无法获得真爱，就像茸贡土司家族注定阴盛阳衰一样，命运在冥冥之中，制定了人类不得不遵守的先验的潜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对这种潜规则的肯定与顺从，人类才奠定了存在的理由，并由此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肯定了前进。不是因为前进所许诺的目标，而是因为前进本身就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进被赋予了存在的意义，一切都在不断前进中回归永恒，永恒就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归宿。这种对生命永恒、历史永恒的强烈追求，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具有解放人、救赎人的伟大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超越了往事如烟的虚无感，肯定了历史，肯定了生命的基本价值，而这恰恰是现代文明常常遗忘的。我想，在西藏，很多人都以最为虔诚的方式向着圣山跪拜，即使是濒临死亡的人，也会用尽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气力，走向那座圣山。或许，这也是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所想要追求的一种宗教境界吧。

透过文本，我更加意识到，《尘埃落定》中所表达的宗教关怀，并非对宗教教义的简单诠释与解读，而有着厚重的哲学根基。培根曾说:“一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易于使人相信无神论，深邃的哲学却引导人转向宗教。”^[9]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宗教能够如此深沉地令人感动，且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如此公正的真正原因。建立在哲学地基之上的宗教，不再是虚无缥缈地对彼岸世界的永久期盼，而是弥补了某种人性以及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为暗夜中引领人们穿越大海的精神航标。有人曾将《尘埃落定》比作戈尔丁笔下的《蝇王》，将其看作一部描写人性恶的现代版寓言。但是，在我看来，《尘埃落定》并不是对最后一丝人性泯灭之后的无奈哀叹，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堕落之中，去找寻人性在异化中复苏的可能。从一个个闪耀的瞬间所触发的人性的美与善，伸向了人类生存最本质、最普遍的层面，它穿越时空，剥开繁缛，抓取并展现那令人战栗的永恒的美。正如阿来在书中写的:“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当沦为厨娘的桑吉卓玛沐浴在满是花瓣的水中，瞬间的美丽和浪漫将她的人生推向了极致，那个瞬间铸就了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封存在她恒久的回忆中。大少爷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恢复了人性的良知，被权力和欲望所掩埋的爱意悄然解冻，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所说的最后话语是“想想小时候，我是多么爱你啊，‘傻子’”。而傻子二少爷，也在生死存亡的危难瞬间，冰释前嫌，原谅了父亲对自己的种种猜忌和冷酷，“听着激烈的枪炮声，我的心被突然涌起的，久违了的，温暖的亲情紧紧攫住了。好久以来，我都以为已经不爱父亲，也不太爱母亲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依然很爱他们。我不能把他们丢在炮火之下，自己向西去。”或许，正是在这样惊心动魄的瞬间，人性中最本真的“善”与“美”才能冲破一切遮蔽物蓬勃而出，这一刻建造了人生的顶点，由此而成为永恒。在这里，我也强烈地感受到，阿来的勇气，正在于他在洞悉人性之后，坦荡地直面存在的危机与生机。

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0]这指的是，用汉语来写少数民族生活如何获得一种文化认同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长期困扰我们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萨义德说过:“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11]阿来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我”是民族的，内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个部分，“我”通过“它”和“你”，揣度“它”和“你”，最后的目的是要到达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作家的野心，也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发展，甚至消亡之道。在此，阿来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大量的世界性因素。我想，在《尘埃落定》的创作中，阿来真正实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言说了一个带有普适性意义的宏大命题，即人类在受到现代性冲击下的价值重组与重新找寻归家之路的问题。这一命题也让我联想到了尼采。尼采曾将生命的进程比喻成掷骰子的游戏，假定投掷的次数是无限的，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种组合方式都有可能也必然要重现。纯粹骰子的点数组合对游戏者毫无意义，只有在游戏者给每一种点数组合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之后，游戏才真正开始。在尼采看来，生命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循环，周而复始地重复自身。既然生命永恒轮回，那么发生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生命。耽于生命本身是狭隘的，只有从中超拔而出，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才能真正品味出独特的人生意义。肯定人生的悲剧性质并用超脱的眼光去看待它，在瞬间去追求美好的永恒。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精神贫困的时代里，文学的深度早已被削平。人们借用传统和历史的外壳，通过戏仿、颠覆、嬉戏，在貌似深度的阐释中消费化了，丧失了具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思想信仰。正是在重读《尘埃落定》的过程中，我真正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12]。或许，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尘埃落定》的意义所在。

【注释】

[1]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4]〔美〕大卫·博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继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5]沈文愉:《写作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冲动——访《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人民书城:http://www．book．peopledaily．com．cn。

[6]周政保:《“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7]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8]何言宏、阿来:《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9]〔美〕桑塔亚纳·乔治:《宗教中的理性》，犹家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0]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11]同上。

[12]〔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