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尘埃落定》中对现代性的反思，在文本中表现为浓郁的怀旧情感。那种对往事烟尘的流连和怅惘，不时地弥散开去，就像一首哀怨的挽歌，引领着我们不断穿梭在时空的隧道中，去感受那曾经拥有的最美妙的瞬间。这种永恒轮回式的循环往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阿来对时间的理解。阿来曾说《尘埃落定》“总体来讲是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言”^[5]。在《尘埃落定》中时间就像一只永不停息的车轮，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限循环中，飞旋着镌刻出一道道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印迹。我注意到，文本中没有有关时间的明显叙述，仅限于“我不知道这一年是哪一年，反正是一个比往年都热的夏天”这样模糊的话语。傻子二少爷在13岁时粉墨登场，而在生命的终点，虽然他的额头上也有好多皱纹了，然而，“大雾正渐渐散去，鸟鸣声清脆悦耳，好像时间从来就没有流动，生命还停留在好多好多年前”。《尘埃落定》正是在剥离了时间的纵深感、秩序感的情态中，展开了一个个循环叙事，试图让存在的种种状态在无限的时间里无限地重复出现或回归。傻子二少爷的一生就是在“傻”与“不傻”不断的循环中完成的。从表象上看，二少爷的傻是一个客观事实:“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然而，傻子却能用他超越于世俗视野中的灵智洞察身边的每一个人和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事。他先知般地察觉到父亲与情人在罂粟花丛中偷情;知道“麦子有着比枪炮还大的威力”;并成为“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市场的人”。“傻”使他进入了“大智若愚”的境界。“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显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叫小瞧我的人大吃一惊。可是当他们害怕了，要把我当成一个聪明人对待的时候，我的行为就像一个傻子。”在傻子形象中的“傻”与“不傻”的轮回循环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命运的循环，一种人的生存景况或生命形式，一种对永远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态的命运规则，甚至倾听到一种历史与现实相互碰撞而终于难分彼此的沉重声音”^[6]。傻子的爱情也是在循环中完成的:他因得不到塔娜而悲伤，又因悲伤而得到塔娜，得到塔娜后却更加悲伤。实际上，这种没有终极状态的永恒轮回，就是在川流不息的生成中奠定了亘古不变的存在。无论是历史、人生还是世界，都在这样的本然状态中成就了自我的宿命。《尘埃落定》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在文本的最后，我们看到“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或许，死亡就是回到生命的起点，人生也就是在如此的循环中获得永恒存在的可能。

除了以傻子一生所构建的主体循环叙事，《尘埃落定》中还有着大量循环原型的现代置换。翁波意西因言辞激烈而被割去了舌头，割去舌头的他言辞却更加激烈，于是再一次被割去了舌头。银匠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由自由人沦为奴隶，因沦为奴隶又失去女人，最终为夺回女人而再度成为自由人。傻子的奶娘因为丧子而获得了奶娘的资格，她由此开始憧憬再次体验作为母亲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却使她陷入了更深的“丧子”之痛中。由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无限重复的世界图景，蕴含着强烈的内在生命意识。人生也如自然界一样，有着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有着生与死的不断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同构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所以，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简单的家族的兴衰史，它深入了一个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枝蔓和细部，从一个更阔大的人类、人性的视点，呈现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自我搏斗和执著，尤其是它不朽的内力与神奇，以及痛苦、孤独与超越。正如《尘埃落定》在结尾处所写的:“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

将时间视为循环的观念，古已有之。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都将时间看作永不停息的循环。在基督教诞生后，才出现了线性的时间观，并随着近代牛顿力学的一统天下，而发展成人类统一的时间观。因此，循环时间观往往被视为前科学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标志。这种仿佛带着蒙昧色彩的时间观，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人类对于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对于美好事物总是转瞬即逝的惆怅和眷恋。在现代社会，这种惆怅和眷恋显得尤为刻骨铭心，并且以一种强烈的对抗形式去寻求已然逝去的诗意家园。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曾用“追忆”来为中国古典诗歌定性。在我看来，喜爱并且擅长在历史长廊中“追忆”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我们正是在对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不断反刍中，以对照的方式审视当下的存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不断摧毁和不断建构中交替完成的，显然，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前者。那些永远逝去的东西像一根拧不断的链条，穿梭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使我们在不断缅怀、不断感伤中，遥想过去，徘徊在现实与往昔之间，试图去重温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时间轮回的通道，成了我们找寻诗意栖居的理想途径。然而，这种轮回似乎又是一个美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正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吴刚伐桂，循环中呈现的行为的徒劳性使其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面对现代性的强行入侵，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更容易在轮回的时间隧道中缅怀过去。我认为，这一情形，颇似中国古代那则有关“混沌”的神话。混沌本无七窍，出于好心的“倏”与“忽”帮助混沌凿开了七窍，混沌却因此而死。“七窍”这带有心智之门的隐喻，如同我们所谓的现代性，一旦开启，那种悠远的原生态的“混沌”便不复存在了，人在精神家园的层面上也就被历史性地、永远地放逐。

我想，每一位作家都会在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民族的印记。有些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还有一些则是出于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的宏大使命感。显然，阿来属于后者。阿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曾说:“……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7]我认为，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日益成为现代西方文化雄霸天下的今天，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张扬和传承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应承载的责任。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也无法离开本民族文化母体的滋养。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真正去身体力行的作家，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