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尘埃落定》，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惆怅与哀婉，弥漫、流转着无奈的末世情怀。麦其土司统治由兴旺到分崩离析的故事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个悲剧之所以写得惊心动魄、震撼人心，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而且是一个在强大的历史进程面前无力回天的悲剧。在传统与现代的无奈撞击下，土司王朝最终轰然坍塌。难以挽回的美梦、随风逝去的文明，带着挽歌式的情调，哀叹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限怅惋。在那个遥远的充满传奇的故事中，阿来想要言说的是现代社会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内在痼疾:现代物质文明的加速度与民族文化固有惯性之间的落差与失衡。

《尘埃落定》的故事背景选择在20世纪初中期，这是一个现代性进程已经无法阻挡的历史阶段。即使在相对封闭偏远的藏地，现代性的大门也不可避免地被强行撞开。在麦其土司与旺波土司发生的冲突中，麦其土司借助黄特派员的现代化军队轻易地打败了旺波土司，现代化的枪炮以所向披靡之势全然压倒了大刀长矛，首次显示出了现代性的威力。然而，伴随着现代化兵器一同到来的，还有妖冶而绚烂的罂粟。罂粟，这个带有明显隐喻色彩的意象成了对现代性最好的诠释。它像贯穿于整个文本的基本细胞，弥漫扩散在这块原生态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罂粟在为麦其家族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庶和辉煌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隐患和躁动。“这些我们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是那么热烈，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疯狂。”罂粟使麦其土司惊异于自己何以爆发出如此旺盛的情欲，以至于他丧失了理智，超越了道德的基本底线。他不仅占有了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而且杀死了忠诚于自己的查查头人。爱情，这人世间最为美好的感情，从此在这块土地上被深深地埋葬了。剩下的只有欲望，像火红的罂粟花一样燃烧，仇恨也从中升腾而起。受命于土司去刺杀查查头人的多吉次仁没有逃脱被杀人灭口的厄运，由此滋生的如影随形的恩怨情仇，最终导致麦其土司的两个儿子都死于仇人的刀剑之下，终结了一度辉煌的权力统治。

罂粟改变了人性，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崇高、忠贞，都在顷刻间颓然倒地。同时，罂粟也打开了土司王朝物质世界的大门，英国的镀金电话、美国的收音机、德国的照相机、使书记官赞叹的钢笔这些西方文明的产物，纷纷随着这扇大门的敞开，蜂拥而至，强烈地刺激并改变着这些一度封闭的人群的生活，也在更深的层面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土司们争相种植罂粟也导致了空前的饥荒。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二少爷的思路就明显受到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影响，在边境成功地建立了贸易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的打破，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市场上的帐篷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平顶土坯房子”，出现了街道、酒肆、银号、税务官、照相师，也引来了戏班，搭建了妓院，引发了梅毒的泛滥。钱锺书曾在《围城》中借方鸿渐之口，对现代性进行了不无戏谑的嘲讽:“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是鸦片，一是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2]我认为，罂粟、梅毒这些极具象征性的符号蕴含着巨大的语义能指，言说了整个现代性行进中悲喜交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尘埃落定》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写作，阿来所描绘的并不仅仅是西藏，也不囿于中国，他构筑的是全球性的书写模式和普泛性的世界图式，写出了整个人类面对现代性冲击的质疑。

实际上，在现代性进程中，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几乎都被纳入了现代性的统一框架之中。现代性的胜出让古典的、传统的、田园诗般的镜像顿成荒冢。针对现代性的反思，卢梭、尼采、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这些坚守着人文本性的思想者，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看来，获得了主体性的现代人以“为自然立法”的雄心壮志，展开了一系列功利追求。哈贝马斯认为，正是追求利益的背后所凸显的“主体性原则决定着现代文化”，而这种现代文化的建立恰恰是以对传统文化的瓦解为代价的。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诠释则很形象:一个人正在与世界另一边的一个人通电话，与同房间的一个人相比，他与远处的那个人的距离倒更近一些^[3]。这就是现代性对传统的彻底颠覆。传统合法性被瓦解了的个体，只能在生存的焦虑中深深眷恋着往事烟尘。当漫山遍野的罂粟花绽放在藏地世界的时候，罂粟的毒液已然渗透到这片原生态的大地上，种出的是异化的文明，那里曾有的宁静与纯朴从此一去不复返。现代性的物质文明犹如一部巨大的机器，捣碎了麦其土司的王冠，一并捣碎的，还有王冠下的无限诗意。于是，我们看到，在思想与心灵极度孤哀无告的绝望中，永远看不到现在却能预见未来的二少爷所前瞻到的图景。

有土司以前，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土司以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是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

在现代性面前，历史被彻底地消解了意义。人性、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寄寓和感情的拥有，也都指向了虚无。其结果必然是对人存在意义的取消。“这种意义的丧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意义在此指的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4]或许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思考，构成了阿来创作的巨大推动力，构成了《尘埃落定》成为经典、杰出文本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在这里，阿来选择了一种更契合那种历史文化情境和虚构策略的话语方式，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又迥异于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情境，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民族心理空间，并且，向我们呈现一个开阔的、越过了意识层面规约的具有“朴拙美学”意蕴的精神场域和民族寓言。显然，这种承载和包容了历史、时代激情的叙述，使两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人性的突变，在一个虚构的文本世界里获得了自然、从容的“过渡”。同时，这部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史诗性”文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