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98年的《尘埃落定》^[1]，在一夜之间让我们走进了藏地，神秘、瑰奇、绚烂，充满了各种欲望和诱惑。透过最后一个康巴土司王朝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故事，我们看到了漫山遍野令人沉迷的罂粟花，土司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明争暗斗，还有喇嘛、活佛施展的天启般的呼风唤雨、转寄灵魂的神秘巫术……这些带着异域风情和宗教文化的叙事元素，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我们对西藏的想象，或许，这也是《尘埃落定》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淡出读者视野，并成为一部可以不断重读的文本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是我想，在文化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然不可阻挡的今天，我们已经领略了太多的异域风情:从雄奇壮美的边塞古堡，到旖旎多彩的热带雨林，再到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寒，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我们因审美疲劳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被感动的心灵。由此看来，《尘埃落定》的成功，绝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藏族人写藏族人”这种带有强烈民族文化认同的所谓民族化写作。今天重读《尘埃落定》，我再一次被那个如诗、如梦，像历史，更像寓言的长篇佳构深深打动，那些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思考，对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审视，对普适性世界图式的尝试性探索，以及试图探求永恒、找寻人性救赎之路的宗教关怀，都远远超越了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和特别的手法，最终达到了一个对普遍的人性指向和普遍的历史认同的高度。而叙述中的反逻辑与奇崛的艺术变形，则显示出阿来独到的美学原则和结构力量。从这个视角来看，《尘埃落定》是如此大气磅礴，蕴藉着历史的厚重、哲学的深邃、宗教的永恒，有着强烈的沧桑感和存在感。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如同漂浮的尘埃，上下翻飞，始于大地又终于大地，无限循环。尘埃落定只发生在瞬间，人类的历史乃至人性的光辉，便是在这无数的瞬间中定格了永恒。或许，正是这种对普遍性意义的执著追寻，才使《尘埃落定》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