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们重新回到文本产生的具体情境时，我们仍然会在感慨苏童的才情和想象力的同时，沉浸于小说所蕴含和隐逸的人性和历史的氤氲，惊叹于这两部小说在“彼时”的发生。

《妻妾成群》、《红粉》有时还被冠以“新历史小说”的称谓。我们看到，历史，在这些文本中仅仅是虚设的在场，个体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律动规范着历史的进程，作为参照系的历史成了表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坐标。苏童在对历史生活图式的构建中，融入了自我对生命的理解，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自由驰骋想象，在历史时空中展开的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诘问。《妻妾成群》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特殊时期。接受过新思想浸染的女学生颂莲，本可以被塑造成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以此来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发展的“本质”。然而，苏童笔下的颂莲却退去了那身“白衣黑裙”的学生装，换上了“粉绸旗袍”和“绣花拖鞋”，返回深深的庭院之中。在妻妾争宠这种类似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斗争中，把女性本然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任由欲望膨胀，让人性中“恶之花”自由地绽放。同样，《红粉》的叙事背景也被搁置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革期，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型。小说中的秋仪和小萼这两个昔日的妓女，在新社会到来之际面临着必须接受改造的命运。改造妓女可以说符合当时“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类政治历史的主流话语，然而，苏童偏偏绕过了这一主题，在对历史的反讽中完成了探究人性的命题。秋仪和小萼似乎成为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对象。一天缝30条麻袋的高强度劳动，并没有改变小萼好逸恶劳的恶习，也没有树立起她独立自主的自强意识。她对男人的依附感仿佛与生俱来。从麻场出来，她与纨绔子弟老浦百般周旋，并如愿以偿嫁给了老浦，却因贪恋享乐而害死了老浦。老浦死后，她带着对烟柳生涯病态般的迷恋，与房东张先生私通。她甚至不能为儿子而放弃男人。她对秋仪坦白:“我本来下决心不嫁人，只想把悲夫抚养成人，可是我不行，我还是想嫁男人。”最终“跟着又一个男人去了北方”。个性刚烈的秋仪，以跳车的极端方式企图逃避改造。无处安身之际，她试图委身于老浦，在被老浦抛弃后，面对青灯古佛，她依然无法忘却老浦。她梦见老浦和小萼一起跳舞，不由得潸然泪下。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文化顽强地搅扰着时代主旋律的吟唱，小萼、秋仪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游弋于历史的潮流之外。

这种将历史与个人隔离，抽空历史的社会意义从而彰显个体生命内在冲动、欲望和意义的叙事意识，明显裹挟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内敛性的印迹。与西方文化崇尚向外部世界无际地追求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欲吸无穷于自我之中。无论是埃及金字塔中那蜿蜒直上似乎永无止境的长长甬道，还是伦勃朗风景画中那无尽的空远，都把人们引入漫无边际的宇宙历史长河之中。而中国人则在流动中一目千里，将上下四方包容于胸中，正如杜甫所言“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杜甫《春日江村五首》)，表现出一种向内探求的生命活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时代与历史的话语时常隐匿于个体存在的体验内，历史意识转化成了生命意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无不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追溯自然生命的存在价值。不仅抒情性的诗歌，古代小说的叙事文本也是如此。《金瓶梅》叙述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期，属于社会历史的转型阶段。借助这样的时代背景完全可以将文本置于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展开历史语境中的宏大叙事，谱写出恢宏的史诗。然而，兰陵笑笑生却放弃了在雄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只想拉起人生舞台上的幕布，唱响一出出个人的生命悲歌。《金瓶梅》言说了“食”、“色”、“性”这些人类的本能欲求，一旦转化成生命的原动力，人性必然发生异化和扭曲，最终导致人的毁灭。这无疑超越了历史，看得出，作者所真正关注的是人自身的内在生命时间，而不是历史的外部时间。

苏童曾说，“我并不觉得我有能力去从历史中接近真理。我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我真正有能力关注的，还是人的问题”^[1]。或许苏童本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这一叙事意识实际上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但是，从他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内敛性文化的具象呈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苏童小说古典性叙事的内在张力。历史在苏童笔下成为一扇帘幕低垂的屏风，“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阻隔着外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他只是透过这尘封的岁月，去洞悉和把握个人的历史。然而，或许有人会问:回眸历史是不是会无视现实，造成对当下生存空间的失语，从而形成一种空洞的形而上的追求，而忘却了现实的人间关怀呢?

克罗齐认为:“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2]我以为，苏童从来都是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作家。他在穿越历史中讲述苦难，思考人性，无不出自他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照。在价值理性日益被工具理性挤压的今天，物欲淹没了人的良知，人性残酷、丑恶的一面被无限放大了，人类的精神已经萎靡，整个现代文明已经退堕，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个诗意栖居的家园已经颓败。如何唤醒泯灭的人性，找寻人类的救赎之路，实际上，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话语。《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能够“知天命”而死，是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古典的可以循环的世界中，这是我们这个线性向前永不停步的现代社会无法企及的。或许苏童意识到了循环的力量，向源头的回返才能为沉沦的时代注入新的生机。他以中国传统的内敛性的思维方式去构筑他的小说王国，在人性的挖掘中为我们这个精神贫困的时代找寻归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