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至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君王”，大大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人们张扬着技术的风帆，任自己的肉身徜徉在欲海之中，尽情享受着技术带来的福祉:现代通讯技术使“家书抵万金”成为了永远的过去时;机械化的农耕技术，早已让“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化为尘封的记忆;轰鸣的机器声掩盖了叮叮的伐木声，苏轼的“喜雨堂”、“观妙堂”这些刻印着悲欢离合、缠绵悱恻的诗意之居，早已被钢筋水泥的冰冷建筑所取代;人类生活的整个地基、整个屋宇也已被现代技术所重铸。技术的实用功效被无限夸大了，本应作为手段、工具的技术俨然跃升为人生活的目的，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人们忘却了生活还有其他的层面、其他的目的，其结果是对精神的贬低和毁灭。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这个技术化的时代，文学写作将何去何从?作家对存在世界和人生、人性如何进行审美判断?

毫不夸张地说，当今技术正以势如破竹之势，大刀阔斧地深入文学领域。我们不能否认技术的发展对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诸如为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为其创造了更广泛、更快捷的传播方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技术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文学的走向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更有消极的一面。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电脑业已取代了传统的纸和笔，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传统的文学写作面对着二维的平面空间，作家一笔一画书写着每一个汉字，看着这些承载着他们的希望、情感、激情的文字慢慢爬满稿纸的一格格方框，一笔一画都是作家心灵的外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家神与物游、酝酿充分才会下笔千言，这是一个充分的、自然的创作过程，每一个富有个性的作家都是创作中的真正主体。然而，电脑写作却大不相同。作家面对的是一台冰冷的机器，一个由主机、屏幕、鼠标、键盘共同打造的坚固的三维空间。在这一空间里，电子主体性悄然蚕食着作家的人格。马克·特亚(MarkToyor)为此提出了“Everyoneisno one”的观点，他认为，在电子空间中，我们能易如反掌地改变自我。在我们知其无尽的形象嬉戏中，身份变得无限可塑……与之周旋的每个人也不再是一个人。作家的创作泯灭了个体、个性，同时泯灭了创造力，甚至作家本身的存在也变得可有可无，美国科学家曾研制出一台命名为“布鲁斯特”的电脑写作软件系统，它独立完成了一篇名为《背叛》的小说。

当代作家创作中主体性的消解还表现在超文本中。1989年欧洲高能物理实验室的蒂姆·伯纳斯·李开发出了超文本标识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文本之间的相互链接。对于超文本来说，读者每隔几句就要决定采用哪个链接，完全破坏了文学接受中的沉浸性特质;同时，超文本将完整的作品肢解为一个个凌乱的碎片，读者从一个碎片跳到另一个碎片，主题不断的变换，最终导致对作品主题的迷失，作家不再拥有主宰作品的权利，他所缔造的小说帝国，在一个个文本链接中土崩瓦解，其创作本身也就沦为一连串的链接点，让读者在迷宫般的超文本中东奔西跑，寻找似乎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终点。

实际上，当代技术不仅通过它强有力的形式打造着文学样式，让文学匍匐于它的脚下，让文学家成为它进一步展现自身威力的工具，而且，技术已然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发号施令。技术智慧代替了艺术规律，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人丧失了之所以为人的独立性，沦为机器、物欲的附庸。文学所固有的人文精神急剧衰落，强权、暴力、肉欲、恐怖、血腥充斥于文学作品中，肉身叙事在21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肉欲的狂澜，卫慧用“色语”吟唱着欲望的高歌;木子美利用互联网博客技术，以更加大胆的直白和袒露，在“私人日记”中将肉欲推向了令人瞠目的高潮;更具超越性的“竹影青瞳”干脆将自己的裸照直接贴在了博客上。技术霸权以及由此带来的膨胀的物欲，将人文精神挤向了越来越狭小的空间，从而也导致了文学创作中精神叙事的缺席。在近年来风靡一时的青春文学里，从郭敬明笔下神秘梦幻的破灭，到张悦然笔下的诡异和妖冶，机巧、颓废、乖戾、冷漠充溢在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理想、朝气、活力以及旺盛的生命穿透力。即使是儿童文学，冰冷的机器也取代了以往温馨可爱的人物。随着星际恐龙、数码宝贝、动感超人、忍者神龟的粉墨登场，灰姑娘、白雪公主、神笔马良、青蛙王子似乎已成为老奶奶口中的喃喃自语，不再能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强烈的“力”的震撼取代了温情脉脉，甚至在迪斯尼的“快乐天使”米老鼠、唐老鸭的欢快舞步中，跳动的也是机器的节奏。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在技术霸权主义的今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些伪生命的符号，在它华丽的外壳里，生命的意义早就被抽空了。那么，文学是否就此终结，失去它往昔的辉煌，被其他技术含量更高的诸如影视艺术所取代呢?我认为并非如此。文学独领风骚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需要归家，需要去找寻被压在技术之下的那顶诗意的王冠，诗意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学生命力的内核。

海德格尔在审视现代技术霸权时曾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吟唱道:“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被救渡的希望。”拯救就是让人在钢筋混凝土的大地上重新找到诗意的栖居:“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上。”

在当代文坛上，找寻诗意回归的路径之一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去汲取养料。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直接就是世界与人生的诗性，诗意是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永恒基调。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体裁无不流动着诗意。大体上，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意主要表现在以下维度中:其一，诗意空间的打造。文史哲不分为中国古代文学打造了宽广的生存语境，哲学的深邃、历史的厚重、文学的形象将整个世界与人生的诗意敲入文学的核心。文学不仅是审美性的话语言说，也承载着政治、道德人生的诉求，这些功利性的诉求被美的语言所包裹，它们虽然不是古人心中的审美渴望，但是人们在赋诗言志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进入一片诗意的空间。其二，诗性语言的追求。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十分注重语言表达的诗性，《礼记》云:“言谈者，仁之文也。”《左传》曰:“动作有文，言语有章。”这表明语言的诗性已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时至两汉，赋体语言的绚烂绝世、文采飞扬让世人为之惊艳。再到以后的唐诗宋词，诗歌语言或如出水芙蓉，清新可爱;或如云霞散绮，绚烂多姿，言说着“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审美价值取向。其三，诗性精神的张扬。中国文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总体而言，无不笼罩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推崇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自觉能力，钟情自然的人生体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人生如寄的悲怆感，仁者爱人的思想境界，舍生取义的生死观，清雅恬淡的林下之咏，戍边将士的豪迈之歌，等等，尽情展现了人面对世界和人生时的诗性精神，是人对于自由、和谐、优雅、悲悯、博爱等价值的选取和认同。

中国古代文学中无处不在的诗意空间无疑是我们归家之路中可资借鉴的一块路标。中国古代文学在文史哲共同构筑的辽阔领域里，将人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包括政治与道德上的诉求统统包裹在美的语言中，吟唱着不朽的人文关怀。《述异记》中曾载，晋时王质伐木于山中，最终却将生命的意义沉浸于一盘仙棋，结果其凿木所用的技术性工具“斧柯”尽烂。作为物质层面的“柯”的腐烂，见证了物质层面难以维持的短暂性，而超越于此，人类便融入诗意，进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