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场“蓄意”的革命性尝试，李洁非的《典型文坛》打破了文学本质与现象的二元论思维定式，从文学具体的状态、结构、面貌入手，探讨文学是如何存在、如何衍生的。这里没有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整体的存在，既是现象又是本质，这就要求我们最终还是将文学置于一个宏观的场域里进行本质性研究。我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李洁非这种重视场域视角下的文学存在的研究方式，必然使其将研究目光聚焦在“人”身上，而不是文本之上。因为只有将一场场文学事件、一个个文学现象还原到活生生的文学个体上，才能使我们亲临文学现场，从整体的存在方式上重现文学的原生状态。

李洁非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面是不是同样含着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如果只从学术角度看而不计其他，所有的历史探讨其实也无非是‘个人史’，是个人介入历史理解的结果，‘当代’这个字眼，我理解离不开个人的角度，现实实践的角度……当然，历史有一个科学性的论证问题，以及客观、公正的议题，这个不能怀疑，不能抛弃。但我觉得，我们过去文学史写作的弱点，是个人化或个人视角比较缺乏，都照一个框架来做，而这种框架，又来自一种法定的理论，把个人的感受排除在外。所以如果说，现在我们想重新进入文学史的话，个人化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5]以我的理解，李洁非在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应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创作主体的个人化。他所强调的“个人化”不是指处于创作过程中的创作主体，而是被还原到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的创作主体。其二，是指研究主体的个人化。研究主体的“个人化”表现为将研究的思想、情感、道德判断等个性化的内涵注入研究本身，使文学研究打破目前的理论窠臼，表现出研究者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式。显然，李洁非是带着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深刻使命来重新面对那个逝去的“文坛”的。他通过打破意识形态结构的规约，以生动的感性经验和内在精神能量挑战文学史上曾有的表象。

对创作主体的“个人化”视角考量，使李洁非选择了“代际转换”时期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在时代转型期社会发生了激变，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会发生剧烈的动荡，面对这样的冲击，人们在无奈中强行接受巨变，这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创作中。因此，研究“代际状况”下的作家，特别有利于看清时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复杂性。

通过这样全新的视角，李洁非打捞起了文学史上的一些“失踪者”。这一“打捞”工作绝非一般的拾遗补缺，正如张学昕所说，“这么多的文学史著作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忽略’他们?”^[6]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深刻而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问题。像《典型文坛》中的赵树理、郭小川、刘绍棠，都已经在我们的视阈里渐行渐远，而浩然、路翎、萧也牧等人也早已不再引发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的确，如果从审美取向和思想性方面考虑，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确实很难挖掘出新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式和研究范式，就会打开一片“别有洞天”的新视阈。以浩然为例，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浩然的作品都称不上上乘之作，《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可谓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的作品，完全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构设出来的“非文学文本”，而浩然本人对作品文学性的蔑视，更使得他的作品显得粗糙不堪。那么，今天李洁非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位作家立传?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他的用意在哪里呢?

林建法、张学昕在《在我们时代如何纪念马加》一文中曾提到:“在我们的时代，如何怀念和纪念马加，从马加这样被命名为‘人民作家’的写作历程、文学实绩和文学史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量这一代作家的历史意义、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尤其是他给我们今天的写作所带来的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7]我想，或许这也正是李洁非重新审视浩然这样的“代际作家”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浩然能够成长为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依靠的完全是当时的文学体制，他是那个时代打造出的“工农兵作家”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折射出了共和国早期文学的鲜明特色。“这种文学，无论内容、主题、创作方法还是作家的培养及成长道路，都是中国这特定环境当中才有的，也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发生和存在。”^[8]这就是李洁非选择浩然的缘由所在。在浩然这个“镜像式”人物的身上，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悲剧;映照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之下，文学体制对文学本身的专制和桎梏。更为重要的是，李洁非这种研究和叙述的目的是:了解与研究过去的意图和目标，就在于弄懂今天的现实。他通过回溯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人物和细节，重现不可剔除的历史的复杂性，在新的文化空间与真实中进行内心对话，的确体现出了一种非凡而坦然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