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总是套用西方一整套的文学理论，以期根据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所有问题进行反思和挖掘。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大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肥沃的艺术土壤，所以也就必然有其适用范围和针对性。我们的“宏大叙事”在长篇大论的时候，却忽视了从细微处入手所做出的强调精神向度的美学审视。

其实，中国传统文学始终是注重细节的，而且文论与创作往往都是通过细节来展现全局。这一点，李洁非显然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文论精神，采用“遗貌取神”的研究方法，从细节入手，把文学还原为一种历史场景，因此，其叙述不再是大的事件，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活生生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情境。在《作协秘书长的1957》一文中，他将郭小川的人生聚焦到1957年，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通过郭小川在这一年生活中的数个片段呈现出来。全文在郭小川的一篇篇日记中展开:从健康状况、写作状态、收支状况、工作情况、人际冲突等几个方面入手，在一桩桩细枝末节的小事中，归纳出了郭小川的悲剧人生是“那样一个时代的观念所致，是彼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原理’所致”^[2]。并由此折射出1957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云变幻，帮助我们复原那个特定时代里诗歌存在的真实形态和命运，以及诗歌写作、文学写作的发生。而在《胡风案中的人与事》一文中，李洁非拾取了化铁、阿垅、吕荧、张中晓、何剑薰、李正廉等人的诸多细节与思想片段，来展现胡风案的始末。李洁非这样写道:“这些形象被选择进入文中，不取决于它们在胡风案中重要与否，也未考虑情节上的关联，通常，是因为它们富有瞬间的表现力。我一直认为，从冗长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真谛既费力又渺茫，重要的是捕捉突然暴发、稍纵即逝的瞬间，那里，往往有照亮一切的东西。”^[3]无疑，李洁非是在无数细节中发掘一个时期内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典型标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寻找恰当的定语或注释，因为，他早已隐约觉察到了自己应该怎样面对那个时期政治、文化、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多重倾向。

实际上，不难看出李洁非的文学研究有明显的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色彩，并格外注重从历史、意识形态、政治的角度解读文学和文本。但是，李洁非笔下的“新历史主义”又显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新历史主义。他不是追本溯源式的梳理和全方位地切进研究对象进行透析，并未将历史叙事研究带入大的文学史脉络之中，也不是对已渐渐沉淀的文学现象重新厘定。他是精心地将历史化作碎片，在一块块仔细甄别之后，再重新拼接到一起，这就使文学史叙述带上了突出的中国传统治学色彩。中国传统的史学从一开始就采用在细节中还原场景叙事的方式治学，《史记》也好，《汉书》也好，它们为人物立传，讲述的历史，往往用若干细节点染人物的精神风貌，却能从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在人物的生活片段或历史的瞬间定格中，聚焦于人物心灵的端点，由此爆发出最深邃的能量。李洁非选择这种方式叙述那一段文学现实，可以大大避免文学史细部描述的语焉不详，或不契合实际的猜想和无厘头的叙述狂欢，真正找到文学发生的根源和种种机变。

张清华说:“我很难说对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但我确信在中国人的经验和学理中早即富含着类似的因素……任何的‘方法’在本质上都不应当仅仅从方法的层面上去理解，它的真髓其实都是一种理想和情怀，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那都是舍本求末。”^[4]我想，这句话也应该是对李洁非很好的一个解读。李洁非对西方理论没有生吞活剥，而是注重在中国现实文化的语境中，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期在方法论上为时下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种“理想与情怀”，这不是一种仅仅停留在方法论层面的锐意改革，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挑战权威文化，挑战固有、僵化的学术体制，由此追求学术自由乃至人格自由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