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该怎样走向世界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该如何走向世界，怎样面对世界，已然成为中国作家一个挥之不去、难以规避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建构自身及其文学审美标准，与世界文学应有的高度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同构性，中国文学在今天的世界性影响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客观地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我们需要仔细反思一下我们的文学自身了。一方面，当顾彬那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激起的千层浪尚未退潮之际，我们是否该静下心来做一番“镜与像”的自我审视呢?另一方面，面对我们本土的亿万读者，我们的文学该拥有怎样的使命和担当?近期，由媒体发起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的讨论，再度引发我们对当代文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当我们的国力正变得日益强大，社会生活在转型中日益丰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如何能够呼应和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给世界和人类提供和留下什么样的精神宝藏?中国当代文学的出发地和回返地在哪里呢?我们又如何在这个时代，重铸现代汉语写作的辉煌?

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从未放弃过“走向世界”的理想。“五四”新文学革命伊始，胡适、周作人等就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定在了西方，希望中国文学尽快打破自身的窠臼，以此获得新生。“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到了20世纪80年代，高度重视文学的外来影响使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获得了珠还合浦般的激情和生命力。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日益解冻，中国文学“西进”的步履迈得更大了，由文学形式技法的西化转向了文学体验的西化。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三人的对话中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2]可以说，这种“西进”的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拥有相当高地位，历史证明这似乎也不是一条极其光明的坦途。因此，迄今为止，中国文学步履蹒跚的行走中不仅充满了焦灼和凌乱，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仍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响亮而有力的话语权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仔细想想，当代中国文学在今天面对世界文学时的“失语”，或者说，作为文学泱泱大国它应有的影响力的匮乏，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当代作家的写作姿态和心态。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作为写作主体的作家，如何摆脱自己所处时代和国内、国际等外部环境的干扰而踏实写作，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就在我们时时向西方看齐的时候，西方文化和文学已经不再有当年的辉煌。英国著名学者海德利·布尔论证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3];斯宾格勒也说，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这种衰落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同时也渗透在文化领域。“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4]我想，当西方人已经认识到自身的弊端，并向东方文明转型之际，我们却割断自我，亦步亦趋追随西方，其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因此，中国作家不仅需要超越自身，还要超越时代、种族和国别的界限和局限，才有可能写出对整个人类富有启发性的大作品，这是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一方面，对民族内容和形式的坚守绝非闭关自守，相反，它是为了走向世界。周作人曾说过，“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5]。显然，他早已注意到了，西化的文学要想在中国扎根必须要适应中国本土的土壤。另一方面，民族化有多种内涵，有些因子承载着太多的地域色彩，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发流露，这些因子是很难引发普适性的接受的。正如东北“二人转”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如此步履维艰，这种土生土长的文艺形式根本就无法走出国门，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接受。况且，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不争的事实，形式在承载内容的同时，其自身已然熔铸成内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无法泾渭分明地断然分开。由此看来，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民族化，都无法单纯而径直地引领着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阻碍了我们行进的步伐。当代中国文学若想真正抵达世界，既不能邯郸学步，也不能故步自封。我们必须触摸到整个人类的最深层面的共通之处，在整个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中寻找一种内在的精神同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独创性的中国文学气象并且令世界刮目。我们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让海外的读者摘下那副有色“眼镜”。作家莫言说:“一些国外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6]我们的写作，真的呈现出世界文学所具有的那些精致和典雅之美，崇高和悲剧之美，宏大和庄严、荒诞之美，以及面对历史、现实和整体世界的美学品质吗?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写作与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真正差距在何处。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作家，我们的写作，究竟能否配得上我们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由此，我们想到了令人感受颇深的2009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虽然是一部商业影片，但其中蕴含的世界性的因素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想，这部影片最令人感动的地方，不是对印度社会黑暗面的凌迟和解剖，也不是影片那个童话般的完美结局，让我们真正震撼的，是影片最后敲击出的那行字幕:其实命运早已写好!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无数偶然联结成的必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固定的运行规则。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必须基于自己的感觉经验、自己频繁的语言交流以及自己的努力和探索，从自己之中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和世界图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世界始终是一个偶然的人的解释。于是，当所有的偶然注定了那对有情人在火车站上的紧紧相拥，在那个瞬间我们一直俯视人间黑暗的目光终于可以抬起来，仰望星空，实际上在仰望星空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然走向世界。这种基于形而上层面的抬头仰望，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也是我们始终无法站在世界之巅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读者，都会忘记《尘埃落定》的作者是那位藏族作家阿来，《檀香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莫言，《秦腔》是贾平凹对中国西北乡村政治、经济变革的摹写，而同样也会忽略，或者不必去强调余华的《活着》所描写的是中国“文革”时代的政治性悲剧。即便是遮蔽作家身份和“叙事背景”，读者也会在这些中国文学中看到直抵人性的无限美好和坚忍的力量。

还有，所谓“美文不可译”，这个一度困扰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老话题，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语写作所具有的魅力，但对生命、情感和世道人心的真切表达和独特呈现，必然会在与异族语言的交融和互动中闪烁出人性的光辉，被另外一个民族通过阅读而心领神会。这样，中国文学的个性，必将穿越张承志所说的那个“美文的沙漠”，在世界文学的共性中获得存在的可能。

21世纪与20世纪一样，所面临的同样是人的问题。我们怎样努力地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其内心的精神依据，并显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艺术个性，显然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回溯当代中国文学的历程，虽然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路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广的，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始终化作牢固的集体无意识，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天人合一”，似乎已经衍化成一种文化宗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思维深处。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体系中，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向“人”倾斜的内倾力。我们看重的是人与天道、自然的统一和谐，而不太操心人之外的作为形而上的本体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制约，中国现当代作家，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始终无法超越现世的人的范畴，“使得‘人的文学’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思潮，致使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过分突出‘人’、强调‘人’，把‘人’无限神化，看成是自我奠基者、自我立法者，最后同样扭曲了人的情况”^[7]。这种过分俯视“人”的目光，阻碍了我们仰望星空，使我们无法满怀宗教般的博大情怀去肯定人之外的存在，去寻求一种基于宇宙本体的普适性，也无法寻求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文化链接处的真正的“世界性”。因此，当世界向我们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迎接新时代、新生活的目光仍然缺乏自信和坚定，甚至会产生自身的迷失和对于文明的悖谬。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所应承载的。

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所谓“全球化语境”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世界性的目光来审视、思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文学的未来。问题是，这种世界性的目光，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思想、信仰和价值观，都包含在语言无穷无尽的往复运动中来塑造我们的世界，摈弃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民族等差异的歧视，将所有的道德关怀都集中于我们最大限度的共同人性，并把它作为相互沟通的标尺，照耀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动物和事物以及每一种存在，中国作家倘若能以此为出发点，坚守自己的精神高度，经受住“市场化”给文学写作所带来的考验，真正为自己的良知和内心写作，凭借自己扎实的经验、文化积淀，凭借出色的想象力，从容而自信，就会有一个阔大的世界文学的回返地。继而，创作出具有独立性、独创性并埋藏着深邃人性意蕴的诗性文本，给世界文学的未来“准备经典”，那么，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会由此显现。

【注释】

[1]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

[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4]同上。

[5]葛红兵:《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性文化矛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和世界化问题》，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studa．net/2003/4－26/2003426134316．html。

[6]吕绍刚:《莫言:好作品能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人民日报》2010年3月29日。

[7]葛红兵:《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性文化矛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和世界化问题》，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www．studa．net/2003/4－26/20034261343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