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蒂提出“语言的转向”之后，这场被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我们始料未及的速度迅速蔓延开来。于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转向”的时代。语言的转向、解释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批判的转向、视觉的转向，诸多“转向”纷至沓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这些转向在改变了我们线性思维、研究路径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我们增添了新的“表意的焦虑”。近年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风潮。许多文学研究者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化学研究的范畴，而渐渐忽略或消解了从文学本身出发的本体研究，他们仿佛要迫不及待地逃离文学现场，去寻求一种更宏阔的“模式化”话语情境。这种选择几乎不再顾及文学审美的本质属性，进而从文学之外的“他者”视角来取代文学的诗性建构，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学研究中文学意义的隐匿、偏斜和文学性问题的搁置，这也就不免引起我们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精神取向、学术品质和形式方位等几个方面的忧虑。

当我看到张学昕的这部《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时，我感到了由衷的喜悦和踏实。作为国内第一部苏童研究专著，张学昕对苏童的创作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追踪式研究和评论，积累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生发出源自文学文本的学术理性的启迪。可以说，这部论著是新时期作家论的重要收获，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先锋文学的研究。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没有空洞的理论悬置或规约，没有掉书袋式的炫耀和卖弄，也没有依赖任何理论模式的生硬框定，他将根基牢牢地扎入文本之中，让充满艺术感觉的才情与深邃的理性力量编织在一起，显示出对文学本身最内在的精神性解读和阐释。这在当下越来越重视文学外部生态环境的研究背景下，张学昕的研究策略无疑是富有学术眼光并需要勇气、魄力和韧性的。他以“敏锐的触角、入微的分析和灵动的文字”^[1]，深入苏童小说文本的肌理深处，感悟着文学灵魂跳动的脉搏，重现文本的诗学意义。这就使他的研究能够有超越文学史现象之上的对于问题、经验、规律的发现，彰显源自研究者自身生命体验的深刻性和原创力。我想，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需要才情的，而只有对文学真正热爱的人，才能如此富有激情地投入文学的纵深处去爬梳;只有对文学具有责任感的人，才会有勇气跳出普遍的大众化的研究范式，以自己的目光解读作家、作品，也自觉地解读自己的心灵。

评论家陈晓明先生曾用“雄心勃勃”来形容张学昕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我感觉得到，张学昕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确是有雄心，甚至是有“野心”的。但这是一种追求“批评原创力”的“野心”。我想，他试图寻找的是一种带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研究理路和话语方式。《南方想象的诗学》实际上正是他这份“野心”的实践与尝试。虽然，看上去他的研究视角似乎没有离开传统的学术批评范式，他从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小说母题、人物形象、唯美风格、小说语言等不同视阈切入，但又完全摒弃了传统学院派条分缕析式的论证逻辑，而是透过对鲜活的文学形态进行直观、感性而又“不着痕迹”的美学把握，引领我们毫无阅读障碍地走入苏童的精神世界并沉潜其中。这样，他对苏童小说的研究和评论不仅有开阔的学理背景、深邃的思想和学术厚度，而且，由于他与苏童在精神气质上的颇多契合相通之处，他在对苏童文本的心性浸透中能够挖掘出非常独到的见解。在论及苏童小说的叙事形态时，张学昕通过对《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苏童中长篇小说的文本分析，得出“苏童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先锋写作中的‘另类’”这样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我们这里想探讨的是，苏童讲故事的方法，结构或解构生活的策略，小说中的时间、意象、象征因素，对中国传统叙事的诗性资源和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术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改造，并由此形成的‘抒情性’、‘古典性’、‘超验性’、‘浪漫性’以及小说叙事形式与题材的微妙关系，以及这种叙事形态和文体风貌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样的思考，张学昕非常准确、到位地确立了苏童创作中最富个性色彩的标识。实际上，苏童的写作，正是在向中国古典叙事语境的回归中，以古典的叙事手法、美学风格构筑起他写作的结实内核，并与先锋派的表意策略精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苏童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我认为，这种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个案的层面，张学昕以苏童小说为叙述和阐释的原点，用心绘制出苏童研究的一个精神坐标，探讨西方的叙事策略与中国传统叙事美学建构起一种联系的可能性。显然，这是富于想象力和思考力的积极性艺术探索。

我在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的时候，不由得联想到了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那部著名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其实，房间本无风景，只有方位和朝向，然而，由于方位与朝向的不同，观赏到的风景也就大异其趣。我感觉，张学昕总能在他对文学整体性认知的把握中，找到一片最独特的风景。“苏童的唯美写作及其意义”这一章，正是《南方想象的诗学》的经脉所在。长期以来，只要一提到“唯美”，绝大多数人总会想到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颓废的艺术表现形态。实际上，这一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以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艺术主张，强调的是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们提供感官上的愉悦，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情感或身体方面的信息。在这里，张学昕另辟蹊径，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阔视阈下来审视苏童小说的“唯美”。虽然张学昕也以大量的文字论述了苏童小说华丽、婉约、神秘、轻曼、柔和的语句语式，气韵生动、绵密流畅的叙述结构，温婉氤氲、舒缓优雅的叙述风格，但是，透过所有这些形式层面的阐释，他所强调的依然是苏童小说中一种特立独行的唯美的精神品格。这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唯美主义范畴。他还特别提出了苏童小说的“灵气”。其实，灵气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批评话语范畴和概念。它在某种层面上，与古代文论中的“性灵”是一致的，是作家个性、禀赋、天才和灵感的有机结合，它既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心灵化的精神气质，也是一种个人才情的彻底张扬，这种精神气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是对传统文化压抑个性的着力反拨。张学昕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苏童小说的“灵气”的。他指出，“‘真实的灵魂状态’构成了苏童写作的一种追求，一种精神范畴，一种内在精神的绝对自由。苏童是跳过了现实的种种障碍而直接进入文本想象空间的，自己的思维、想法、想象一泻千里，从而创造出一个可供自己徘徊的世界。同时，这也在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看见自己的力量。无疑，这些个人情结都成为他创作的潜在动机与灵动之气，并产生强劲的爆发力，使文体产生无数新鲜的含义”。无疑，正是这种灵气，构成了苏童小说唯美品质的一个基本的底色，这是一种才情的放纵和驰骋，也是一种文学自由精神的体现。而张学昕的体悟与阐释，同样也在对苏童的解读过程中灵动、飘逸起来，他的批评个性在其中尽显无遗。

陈晓明认为，“唯美”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敏感问题，由此，也可以见出张学昕的理论勇气。他是想通过阅读苏童来营构一个唯美的文学批评谱系，在更高的精神领域爬梳文学的唯美品质。不难看出，对于唯美问题的研究，张学昕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是渴望形成、建立自己的批评面貌和理论品格。我认为，这是以他文学批评的才情为根基的。在中国古代，才情就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品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他将“情”与“辞”相对，而“辞”是用以表现“情”的，它与“理”相关。宛如纬线的“理”必须交织以“文之经”的“情”才是编织文章的根本。在“情”与“辞”之间，显然“情”是居于首要位置的，正所谓“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的确，与文学创作一样，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具有充分想象力、原创性的个性化表达，需要才情的支撑，它应该是研究主体的人格、精神、情感渗入研究对象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既沉潜、厚实，又灵动、飘逸，构成了张学昕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和诗学风貌，与苏童的小说艺术相得益彰，又使他能够在苏童研究与批评中获得探幽钩玄、心遇神驰的艺术感觉。

因此，我们说《南方想象的诗学》本身也是一部充满了“唯美”色彩的研究论著，这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与苏童小说建立起了一种同构。张学昕曾说:“我在阅读中深深感受到我与他小说之间所建立起的一种契合、和谐的精神同构性，或者说相互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神秘联系。”“我知道我在对苏童小说阐释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解读自己的内心。”或许，正是这种精神同构性构成了张学昕解读苏童的先天优势，张学昕的评论与苏童小说成了浑然一体的话语世界，由此，也就成为张学昕研究苏童的最大优势——“不隔”。这种“不隔”使得研究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也在阅读生活、阅读人性、阅读整个存在世界。以此考量作家所呈现的人的生活、行为、情感和命运，即世界与人类的处境，并倡扬一种生命的态度。我想，这一定是对作品的一种“心灵化”触摸，使自己的心灵参与到研究的对象之中去，既感性、生动，又厚重、准确。这一点也是检视一个研究者能力和才华高下的关键。《南方想象的诗学》对于张学昕而言，是对苏童小说的想象，也是对苏童南方想象的想象，更是对一种世界存在形态的想象。不夸张地讲，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和愉悦，这本论著无论是对文本深入肌理的透视，还是清晰而精致的艺术分析，都是在激情的涌动中流淌而出的。我感觉，他的分析具有一种内在的语言节奏感，如同一首流动的交响乐，让我们在舒缓的广板、深邃的行板、明丽的快板之间不断置换腾挪，让丰沛的激情与理性的光辉交织成一曲曲富有震撼力的乐章。而他的语言更是穿行在厚重与灵动、犀利与睿智、细腻与丰润之间，与苏童小说的语言同样体现出一种同构性，近乎是一种才情与才情的拥抱。我想，这也是张学昕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野心”的深层次表现，他是在努力建立起一种充满活力的研究话语形态。其间，不仅有研究者自己的独到话语方式，与作品内在质地相契合的文采意蕴，还有深入作品艺术的深邃微妙，美的发现、美的语言、美的叙述和美的神韵。

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在苏童的小说和张学昕的双重文本之中，我深深感到才情不仅是风花雪月，不仅是亭台楼阁，才情原来可以如此厚重和深沉，它能生发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一种在文学式微的时代对文学的敬畏，以及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坚守和执著。当人们早已习惯了宏大叙事下的喧嚣，习惯于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笼罩下，亦步亦趋地临摹时，或许，这种来自心灵的才情的流动、凝结与升华，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文学研究与批评弥足珍贵的质地和存在的理由。

【注释】

[1]参见《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有关张学昕获得“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的授奖词。

[2]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