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笔底明珠无处卖—徐渭《墨葡萄图》
《墨葡萄图》,明代,徐渭作,纸本墨笔,纵165.7厘米,横64.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画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开宗立派,留名史册,他们有的如顾恺之一般人生圆满,有的个人命运却极具悲剧色彩,徐渭便属于后者。徐渭,字文长,别号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他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绅家庭,但出生后不到百日,父亲便因病亡故。徐渭6岁启蒙,9岁便开始学作八股文,虽然聪慧,可是他求官的道路坎坷无比。从20岁考上秀才,直到41岁,经历了8次考科举试,却均名落孙山。不过,他后来遇见了一个人,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党争的牺牲品
从徐渭8次的科举考试可以想见徐渭年轻的时候就对政治有着强烈的抱负。徐渭有浓厚的军事兴趣,又有相当的兵学修养,他“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他有抗击倭寇的体验,参加了绍兴府的保卫战,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赏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此时,胡宗宪已升任总督浙直福建军务都御史,在朝中权倾一时,威震东南,并且与宰相严嵩义子赵文华私交甚好。当时胡宗宪邀徐渭到他府上做幕客时,徐渭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宗宪以宾客之礼待他,允许他可以随时入总督衙门。作为胡府上的师爷,徐渭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书,也参谋军事。徐渭的确没有让胡宗宪感到失望。有次胡宗宪得到白鹿一只,此乃祥瑞之物。胡宗宪把白鹿进献给嘉靖时,徐渭代写的一篇《代初进白牝鹿表》也一同送到朝廷。嘉靖看后大喜。胡宗宪因此升俸一级,从此更加器重徐渭。在胡府的辛劳也让他得到相当丰厚的报酬,他所作的一篇《镇海楼记》就得到胡宗宪220两纹银的酬金,后来在绍兴营造了一处园林式住宅并取名为“酬字堂”。这一段时期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间,他最大限度地施展了政治抱负。但几件事情也暴露出他人格分裂的一面。他在胡宗宪幕府中写了上百篇文章,其中许多颇有见解,但是也有一些文章连徐渭自己都很惭愧地说是“阿谀奉承”。比如,他曾代胡宗宪几次给当时的宰相严嵩写生日祝贺和感谢信,把严嵩吹捧得十分肉麻。可是此前徐渭的好友沈炼却因上书揭露严嵩的十宗罪,被充军塞外,后又被腰斩。徐渭又为此写诗作文,表达出同情与愤慨,他在用同一支笔被迫作自我人格的撕裂。
然而,明代的党争非常严重,很有可能今日飞黄腾达,明日便沦为阶下囚。徐渭便是党争之中的牺牲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罢免,与严嵩义子赵文华关系紧密的胡宗宪被认为是“严党”,随着严嵩贪腐集团的倒台,所有与严嵩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清算。胡宗宪被逮削职,徐渭丢掉饭碗,回到绍兴。因为他是胡氏幕下很出风头而受宠信的师爷,担心会受胡宗宪案的牵连,精神上极度焦虑,又加之政治恐惧,心理重压下,开始出现幻觉,这导致他精神开始分裂,陷入癫狂,决心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他冷静地为自己做好棺材,并且写好了墓志铭,或许徐渭最出色的文章应数他的《自为墓志铭》,他于其中总结了一生的经历,写自己的师承,写自己的家庭,写抱负的失败,归结自己的性格是“傲与玩”“两不得其情也”。
而后他9次自杀:一次先以利斧击自己的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他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又不死;后又用椎子击碎自己的肾,仍不死。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如此折腾9次,还是活了下来。虽然屡次自杀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再次被押送至京,死在狱中。受此刺激,第二年徐渭怀疑续娶的妻子张氏有外遇,就把张氏杀了。他被褫夺了生员资格,并关进大牢,在狱中一住就是7个年头。7年的牢狱时光,困苦、绝望、煎熬。隆庆六年(1572年)除夕,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徐渭获释出狱。出狱后,他已经52岁了,几间东倒西歪的草屋,一条相依为命的老狗,还有的就只是窗外无言的青藤。走过知天命之年的他,性格越发孤僻,行为越发放达。他开始以字画作为人生的寄托,在书画中寻求生命的释放。然而当他有钱的时候,人家来求字买画,他冲人翻白眼儿;等到钱袋空空时,便拿自己的画儿换米吃。他无奈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晚年生活的凄苦迫使他先变卖了衣物,再变卖藏书,到后来连书籍也卖光了,只能饿着肚皮躺在草席上,最后落魄而死。
笔墨酣畅,去不可遏
徐渭是一位艺术奇才。他的诗、文、书、画卓然自成一家,而且还会写剧本。无论从艺术学的哪个方面观察,徐渭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参加过抗倭之战。有一次看到倭寇虽然败退了,但是明军却乱成一团糟,只有一个小吏撑船追赶,于是他写下了“辛苦闻小吏,独棹八桨追。四顾无一人,矢石亦奚为?”他很佩服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战罢亲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不为传统所束缚的精神。
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死后6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到绍兴访问朋友陶望龄,在陶氏书架上抽取了一本刻印很粗糙的书,“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发现了这位天才。袁、陶二位各自写了一篇《徐文长传》,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奇人才得以扬名后世。这样的境遇和凡·高有着诸多的相似,因此徐渭又被誉为“东方的凡·高”。徐渭自称为“畸人”,他在70岁生日时,作诗说:“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自己编了一部年谱也叫《畸谱》。何谓“畸人”?《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也就是奇人。他们乖异于人伦、却合于自然天道。在世人眼里,他或许应该被当作一个疯子为人所遗忘。若论徐渭生平境遇之坎坷和艺术成就之奇绝,在明代文坛上确实数不出第二个。
徐渭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是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他认为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把这个叫做“本色”。徐渭的家乡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据地。王阳明倡导“良知”之说,倡导主体精神,鄙视繁琐哲学;主张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灵明”去审视一切;提倡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中,都要保持自我人格。徐渭的老师王畿、季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发扬心学的精义,给徐渭以深刻的影响。和徐渭关系密切的还有唐宋派领袖唐顺之。唐顺之晚年也崇尚王学,唐氏强调学贵自得,重表现自我。这是徐渭“本色”论的直接源头。徐渭提倡本色独创的主张充分地表现在他的艺文创作中。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明末花鸟画家陈淳并称为“青藤、白阳”。他创作了很多墨写的牡丹和葡萄。写的是它们,说的却是自己的身世,饱含一腔牢骚。所以袁宏道赞扬他“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
《墨葡萄》是徐渭的代表作,这幅画中如黑云翻墨,如雨溅雹飞,如空谷长啸,如暮鼓急声,这已经不是在看画,而是看一个狂纵难驯的老秀才纵横泼洒着他内心的狂野、激愤和无尽的落寞。画上有一首徐渭的题诗,可谓是对他人生历程最恰当的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走笔如飞,那种弃世的落寞,那种生命的冲动,他在大写意中倾诉,奔走、发泄,用诗、书画撑起自己的人格,告示生命的呐喊,呈现出超越生命之上的精神追求!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画牡丹,不拘于牡丹自身的高贵特征,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因为徐渭,大写意的中国画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
徐渭曾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认为自己水平最高的书法也按捺不住强烈的情思和表达自我的冲动。他的作品中笔势或断或连,字形忽大忽小,用墨或浓或淡。无论是一行一字亦或一笔数字来不可止,去不可遏,奔腾起伏,千态万状。400年后的今天看到那纵笔挥洒的墨痕,同样让人体会到一种强烈跳动的激情。用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的话说:“尽管这里是一种线条,却能启发人们去想象它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内容。”他草书中狂放离乱的走笔,那铺天盖地的布局,一气呵成的气势铺排开来,它们像急流、像奇峰、像云涛、似游龙……在徐渭这里,他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又实现了笔墨的创造。只有经历过大喜大悲,饱尝人世冷暖的人,才能把笔墨与生命熔铸在一起!它们不再是天真平淡、不再是意境疏远,它们展示的是恣肆、豪放、气势,他以特有的狂态为中国书法史添加了浓厚的一笔,即便是怀素、张旭看到也会赞叹不已!可是,他那狂态十足富有创新的书法风格同样不为时人所看重。倔强傲气的徐渭认为这又何妨,他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感叹:“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只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他没有为温饱而“多买胭脂画牡丹”,照样写他自己所谓“真我面目”的字。他之自言“吾书第一”,真是对时人俗眼的一种有力的反驳。三四百年之后,犹令人想见他当时坚定不移不为时风所惑的大勇气。这种勇气,这番见解,才真正是大家的风采。
绝望的寂寞
才华面面俱佳的他,在世时,功名却永远不属于他。他曾经努力地追求过、施展过,但功名对他犹如水中月镜中花,总是先激起内心如火的热情,然后又在失望中沉寂。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奇谋壮志,都随着他对世态的领悟渐渐消逝。绝望、孤寂,在这世间想必是很难的事,但他终于厌恶了功名的不真实。寂寞,却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陪伴他、讽刺他、提醒他、拯救他。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孤独了半生,终于得到了解脱。他走时,身上只有两把干枯的稻草。门外,是那副流传千古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徐渭以画入书,以书入画,他的水墨大写意花卉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青藤画派”。在他离去多年后终于遇上了知音。后来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为徐渭创造性的才艺所倾倒。石涛有诗云:“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郑板桥也倾倒于徐渭,自刻一方印章:“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作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甚至说“恨不生前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这种知音并非伪善文人间的相互吹捧,而是一种品格上的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