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文人与画师：小漆匠的双面人生—仇英《汉宫春晓图》

《汉宫春晓图》，明代，仇英作，绢本重彩，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仇英生于何时？生于何地？卒于何时？史料中均无明确记载。作为声噪一时的绘画大家，多少有些令人落寞。简单的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的分类是否在仇英身上行得通？从流传下的画作中我们会发现，仇英的每一幅画无不秀雅纤丽，一笔一点都一丝不苟，早已不同于坊间的一般画工。师法先贤，深厚的临古之功也让仇英的绘画风格逐渐显露出“文气”的一面。同时，与文人精英阶层的交往，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向或反向地影响其形成文人式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也许，在艺术成长的历程中，迈步于江湖的仇英，也揣着一颗希冀文人之上的心。围绕在仇英身上的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所代表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取向也衍生出其本人“文人”与“画师”的双面人生。

平生得意，重彩仕女画

《汉宫春晓图》是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绢本重彩，尺幅很大，作为装饰性绘画来说属于巨制。“汉宫春晓”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宫中嫔妃生活。该图以春日晨曦中的汉宫廷为题，描绘后宫佳丽百态；其中包含画师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的著名故事。画中人物的服饰，有着典型的唐风，家具则具有明代特色，因此画中描绘的绝非汉代宫廷，而是汉人宫廷。全画构景繁复，用笔清劲而赋色妍雅，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般的瑰丽景象。除却美女群像之外，融入琴棋书画、鉴古、莳花等文人式的休闲活动，为仇英历史故事画中的精彩之作。

宫殿楼阁、山石卉木、宦侍宫娥，各执其事，描绘宫中嫔妃生活极为生动。画始于宫廷外景，晓烟中露出柳梢，花柳点出“春”，晨烟点出“晓”。围墙内一弯渠水，鸳鸯白鹇飞翔栖息。一宫女领三孩童倚栏眺望水上飞鹇。宫室内两宫女冠袍持宫扇，似待参加仪仗。一宫女凭栏望窗外孔雀。两便装宫女，一饲喂孔雀，一依傍门后。户外一人提壶下阶，三人分捧锦袱杂器侍立，一后妃拢手危立，注视宫女灌溉牡丹，牡丹左方一女伴随两鬟，一鬟浇花，一鬟持扇，上方填画屋宇阶棂。有一树似梨开白花，树下有人摘花承以金盆，有人采花插鬓，有人持扇迤逦而来。再左平轩突出，轩内女乐一组，有婆娑起舞者，有拍手相和者，有鼓弄乐器者，有持笙登级者。轩后屋中两人正在整装。阶下六人围观地下一摊花草，同作斗草的戏，其余两人正匆匆赶来。上方门内两人却罢琴卧地读谱。正屋一大群人，弈棋、熨练、刺绣、弄儿，各有所事。阶下六人，捧壶携器闲谈。左厢两人弄乐。再左正屋中一人似后妃，另有十余人拱卫侍从。最后宫女一人扑蝶于柳梢。柳外宫墙，男卫四人，分立于宫墙的内外。全卷于一组女乐处分为上下两辑，合为一卷，画工精细，色彩雅丽。

在中国绘画中，不论工笔写意，都需要涵养功夫。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耐性。写意的耐性，在徐渭、八大处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工笔画在仇英的手里达到巅峰。仇英对于前代绘画，特别是两宋，那是诚惶诚恐。这与当时的文人复古风气有关，在笔者看来，他是拿了南宋的技术，做北宋的功课。如果有人曾经过手仇英临摹南宋的小册页，估计会特别服气他这双巧夺天工的手和细如毫发的心思。

明朝朱元璋定的法度，开科取士，书中要出黄金屋，这么势利的时代，仇英一个基本不怎么读书的手艺人，在文化圈可以成功，太有意思了。仇英虽然出身非常微贱，是个粉刷匠，但是很早他的天赋就被苏州的大收藏家和大画家发现，画家教给他手艺，仇英的绘画基本功还是偏向吴门，特别接近文徵明。可能是气质使然，这两个人虽然社会地位迥异，但在绘画的精工态度上，非常契合。对仇英影响更大的应该是藏家，一是他们会定期定量地购买画作，这给他脱离匠人行列，从“农民工”变成“书画农民工”提供了物质保障；另外他们会出借家中的珍贵藏品给仇英临摹，这是最有营养的栽培。从此，这双明朝顶灵巧的手，开始创造一个接着一个的奇迹。

一介画工，跻身文人行列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大体生活于16世纪前半叶。不似沈周、文徵明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无唐寅年少时的殷实家境，仇英的家世现考不详。只知其年少时由于家境贫寒，从太仓迁至繁华的苏州城，成为当时众多“进城务工青年”之一，通过漆匠的工作维持生计。然而，在平凡的工作中仇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绘画理想，他坚持刻苦自学，在漆匠工作中积累了良好的色彩感和绘画的笔触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这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结识了年长自己30余岁的艺坛前辈文徵明，并得到文徵明共同作画的邀请。当时，文徵明正准备画一幅《湘君湘夫人》图，以送给弟子王宠。画完后又濡墨题记了此作的一段因缘：“余少时阅赵魏公所画湘君、湘夫人，行墨设色，皆极高古，石田先生命余临之，余谢不敏。今二十年矣，偶见画娥皇、女英者，顾作唐妆，虽极精工，而古意略尽。因仿佛赵公为此，而设色则师钱舜举。惜石翁不存，无从请益也。”

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上另有王穉登的题跋一则，述及了文徵明在画此作的过程中，本打算自己先起稿再请仇英合作设色，但两易纸皆不满意，最终只好自己来完成。能与名声大振的画家合作，对于初出茅庐的仇英来说，当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得到如此难能可贵的机会，仇英苦练技艺，绘画水平突飞猛进。声名鹊起后，仇英被众多收藏家邀约，先后客居于周凤来、项元汴、陈官等人家中作画，饱览藏家收藏的古今书画以为己用。与唐寅绘画中迸发的个人性情不同，仇英那些丝丝缕缕的情感几乎都隐藏在他极其认真的笔墨之中。面对前辈大师高超的绘画技艺，仇英收拾起自己的情绪，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冷静地观察、体味。

沧海一粟，一介漆工，仇英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赢得明代一众文人圈子弟的追捧，其作品也成为后世画家学习模仿的对象。如此看来，能达到这样的造诣，仇英真是太幸运，他的“奋斗史”在中国绘画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特例。这样的“特例”听着耳熟，近现代书画大家齐白石似乎也拥有这样的“特例权”。齐白石的木匠工作与仇英的漆工身份相当，二人皆从事手艺活，到最终成为受人追捧的大画家，这与个人的努力与机遇有着密切关系。仇英是位高产的画家，究其作品，不论是文人趣味的作品，还是职业画家订单的作品，其实都受到当时苏州地区发达的市民商业文化的影响。当下我们来研究仇英，是因为仇英代表了明时期吴门地区的一个职业画家的最高水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京，是绘画的主流，掌握着话语权，仇英的绘画代表着当时中国绘画中职业画家的最高水准。两位同样是游走于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之间的大师，却在人生顶峰之际“分道扬镳”，之后的齐白石在解决了生计之后，再无“职业”一说。而仇英却在经历了吴门中人认同之后，最终选择成为职业画家。虽然我们不知道个中缘由，但是从漆工到“明四家”之一的仇英，这堪称“一部励志大片”的经历也是仇英引人热议的重要原因。仇英刚到苏州的老师并不是文徵明或者是其他的吴门中人，而是画工周臣，明四家之一的唐寅也是周臣的弟子。周臣看到了仇英的画，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潜力，于是收了仇英当徒弟，尽传其法，授之以翰墨。虽然少时读书不多，但学富五车的师兄唐寅依旧尽心尽力地指教这位“白丁”师弟，并为仇英的画作题写诗文，予以赞扬。仇英没有读书取仕，回避了唐寅那样大起大落的仕途遭遇，简单的画工生活使他有充足的空间去执着追求自己偏爱的绘画事业，但也因此缺少了唐寅那种由坎坷际遇促成的灵性和产生的潇洒。或许是因为出身低下，仇英对清雅高尚的文人画风产生了一种“围城”般的渴望，这种渴望与追求也体现在他的画中。也许，得到文人群体的赞扬与推荐，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内心身份的缺失。

身为一名职业画家，仇英在画史上能与沈、唐、文三家并埒，除了董其昌所指出的青绿绘画的造诣，主要还在于他临摹前代名迹的精湛功力。从古画流传的角度而言，一张画的流传不易，除了纸绢脆弱易坏，更有水火之厄，仇英忠实而高超的临摹技法，自然有功于不少画史研究。像他所作的《临宋人画册》，若与原作对照几乎难辨真假。而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仇英所处正是讲求笔墨气息与文人意趣的时代，这让写意画大行其道，因而讲究法度与追求自然的技法训练被逐渐忽视。仇英的临摹功夫之所以具有意义首先正在于此，即重新回归六法中“传移模写”的传统；其次，明代由于江南民间收藏兴盛与古物市场发达，藏家与古董商合作，为了出售求利，延请高手临摹而以假当真，自然时或有之；再者，江南藏家为了保存家传之珍，请画家临摹副本以防权势侵夺之例，亦屡见不鲜，例如沈周曾为人仿作米友仁《大姚村图》、文徵明曾为人仿作赵伯骕《后赤壁图》等。

仇英的寿命不长，对于他来说，画画就是个体力活，还得搭上全神贯注的精力。仇英在不长的寿命中，留下了令人咂舌的大量作品，其中很多就是为收藏家做的临本。笔者一直偏执地认为，仇英没有想象力，甚至也没什么创造性，绝对不是那种可以超越时代的万世师表，但是他的画每一张都是精品力作，都是他用体力智商经验值拼出来的，是拿命换的。所以今天，随便哪个博物馆得到一张真的仇英，都要额首相庆。

仇英，从一名平凡的漆匠到一代艺术巨擘，得到文徵明、周臣、唐寅等当时吴中文人领袖的青睐与肯定，与文彭、文嘉、王宠、陆治、彭年等人结为好友，最后在画史上与沈周、文徵明、唐寅齐名，董其昌甚至称他是“赵伯驹后身”。仇英的艺术成长史，着实可谓“500年前的励志哥逆袭史”，机缘幸运、天赋才华、伯乐提携、良师诤友之外，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对于绘画艺术的热爱和对绘画理想的不懈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