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闻一多与杜甫异同比较研究论
闻一多在其前期和后期，对中国古代很多著名作家如李白、李商隐、陶渊明等，始终充分肯定者不多。但对杜甫却是例外。无论发表于1928年8月《新月》上的《杜甫》，还是1943年12月在中法大学的讲演，后又发表在1944年9月《火之源文艺丛刊》上的《诗与批评》，闻一多都给予他最高评价。
闻一多前期在《杜甫》中“思其高曾，愿睹其景”之“想象中的‘诗圣’”，表现为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是感佩杜甫非凡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感受力。闻一多在引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句之“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后，就说杜甫这当年“四岁的看客后来”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并且成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尤为崇奉杜甫的，更因“四岁看过的东西，过了五十多年，还能留下那样活跃的印象”。这固然因“公孙大娘的艺术之神妙，可以想见”，然而闻一多更看重杜甫幼时那“小看客…感受力”的“非凡”。
第二则是感佩杜甫那从小就具有的远大抱负。因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闻一多据此说:“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他还说，因“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所以“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尤让闻一多崇奉的，更是杜甫那自比凤凰的《凤凰台》和《赤凤行》诗作之不寻常文字所承载的“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天才”。然而，尤让闻一多认为“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天才和人格的还有杜甫在十四五岁时就“性豪业奢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的成功。
第三则是感佩杜甫挣扎奋进一生的悲剧价值。杜甫青年时代生活虽然比较顺遂，如20岁左右就开始“快意的游览”，并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而且还“到处有竹实，有醴泉”，并和“雪莱的云雀一般”。然而就在杜甫“三十五以后”连续遭到挫折，那“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闻一多说杜甫“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因此“他长号，他哀呼”，并且“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闻一多总结说，杜甫“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虽然“他死了”，但却“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而且他“或沈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的音乐，也“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闻一多崇奉杜甫的，就是这人生价值被毁灭的悲剧美。
第四则是感佩杜甫这个“真正的学问”、和“真正的人才”为“功名所不容”后，不仅在充州齐州看到岱岳“自然的最庄严的色相”，而且更让他在那里“变成了一个燕、赵的健儿”。尤其甚之，“慷慨悲歌，沉郁顿挫的杜甫”，更“发现了他的自我”。这不仅有杜甫“《壮游》诗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为证，而且闻一多说，杜甫“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恰好都是自身的写照”。显然，闻一多在此是以绅士心态鉴定杜甫情怀。
第五则是感佩杜甫即在落魄之时也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虽然闻一多说杜甫和李白这“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然而闻一多却又认为“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其论据就是杜甫最后“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李白的“文字”。闻一多总结说，这就“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而“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所以这就导致后来李白在杜甫面前再谈关于求仙学道时，其所得到的也只是杜甫的“唯唯否否”。然而当“话头转到时事上来”，闻一多说“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等，杜甫“的感慨才潮水般的涌来”。[22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闻一多前期确实给予杜甫最高评价。并且这种评价高度，直到后期也没有改变。他甚至认为“诗人有等级”，而“如同别的东西一样分为一等二等三等，那么杜甫应该是一等”。不过，闻一多虽然称杜甫为一等诗人，然而他并非依据此前的评价坐标，而是根据杜诗这丰富“金银盾”所表现出的另面。前期闻一多所肯定者是杜甫诗作的艺术性，当然也包括杜甫对于时局的关注。后期闻一多所肯定杜甫者则是其诗所表现的“人民性”。他说杜甫“的笔触到了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就因他认为杜甫“的诗博、大”，所以闻一多说既然“黄山谷，韩昌黎，李义山等都是从杜甫”而来，并且“杜甫是包罗了这么多‘资源’”，同时又因“这些资源大部是优良美好的”，因此“你只念杜甫，你不会中毒”。然而“你只念李义山就糟了”，因为“你会中毒”。闻一多据此而断言说:“所以李义山只是二等诗人。”闻一多还说“陶渊明的诗是美的”，然而“他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因此“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
闻一多此时所以强调诗作社会功能而改变前期文艺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国难当头让他明白作诗包括读诗均不能“只求感受舒适”，并且“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的现象。他说“仅止于欣赏，仅止于享受”，和“为念诗而念诗”的态度，“其实……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在文字与技巧的魅力上，你并不只享受于那份艺术的功力，你会被征服于不知不觉中，你会不知不觉的为诗人所影响，所迷惑”。因此他说“诗是社会的产物”，并且“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就在这观念指导下，闻一多坚决反对陶渊明的闲情逸致。他说“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闻一多并且还说“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而“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闻一多诅咒说，“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并且“多么该死”。这时闻一多不仅肯定杜甫诗的“人民性”内容，而且，他还夸赞白居易“把笔濡染着社会”。之所以如此，闻一多说就因“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因此他才认为“诗是与时代同其呼息的，所以，我们时代不但要用效率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224]
我们当然承认闻一多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诗人不及杜甫这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诗人的地位杰出。但闻一多所以如此对杜甫崇拜，若对二人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们具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
首先是他们的出身相近。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晋代名将杜预就是他的13世先祖，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则是他的祖父。从杜预到杜甫父亲杜闲的晋至唐代，杜家历代均有人做官。同样，闻一多也出身书香的诗礼名门之家。不仅他的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秀才，而且其先祖更是人所共知的宋代儒将文天祥。共同的望族出身和教养，这就培养出他们早年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杜甫不仅“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杜甫《房兵曹胡马》)而且还“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这原因，就在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为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有如此远大志向，闻一多也同样具有为民治国的理想。他在美国留学遭受民族歧视，崇奉“大江的国家主义”时，就说“我是过去五千年底历史，/我是将来五千年底历史。/我要修茸这历史底舞台，/预备排演历史底将来”。(闻一多《我是中国人》)由此看来，无论杜甫还是闻一多，他们均曾有过出世报国的远大志向。
虽然如此，但他们毕竟都在“向外走”的路上行不通而最终成为诗人。然而作为诗人的他们所以能够做出巨大成就，并不仅因他们都受过众多艺术影响。如杜甫童年看公孙大娘舞剑，少年听李龟年唱歌，中年观顾恺之壁画，包括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形成的素养而使他成为“诗圣”。闻一多亦是如此，他不仅有着深厚古典文化素养，而且出国学习的更是绘画专业。尤其在国外同时接受多种诗歌流派影响，更兼他为抵抗横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225]的雄心大志，这才纵向继承横向借鉴，于他留美归国后打出挑衅的招牌，统率新诗格律派的实践和建设。但闻一多尊崇杜甫诗作艺术性诸方面成就，还只在其前期。他后期崇奉杜甫的，就不仅艺术性如杜甫所说的“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和“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表现，而是杜诗所体现的“人民性”内容。这又因闻一多和杜甫有着相似经历。这即他们都经历过彷徨和苦闷，追求和失望，尤其痛恨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并且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和艰苦备尝中，又都沦为“穷人”。现实生活这部“大书”，终于让他们日渐深入社会而接近人民，并对各自的当前现实有清醒认识。就是在此情况下，杜甫写出揭露统治者腐朽和战争罪恶、以及人民苦难的诗作如《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和《三别》等诗。闻一多也是如此，他在前期写出人民遭受军阀混战之害的《荒村》，虽勤奋但因老婆而死悲观绝望投河自尽的《飞毛腿》等诗篇后，更在后期一系列文艺评论和杂文中，无情抨击当时社会黑暗，尤其重视文学社会功能。
闻一多和杜甫相同的，还有他们都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经历和感受。安禄山于755年底兵变后攻占洛阳进攻潼关时，杜甫则于公元756年6月，曾由奉先携家眷将妻儿安顿在鄜州羌村，随后即在8月北上宁夏灵武投奔刚即位的肃宗拟对朝廷效力。然而事与愿违，杜甫在投奔新皇帝途中被俘，并被押送到已经沦陷的长安。在被困半年多时间中，杜甫目睹旧时京城惨象。这时他更关切国家命运尤其同情人民疾苦，于是就写出很多思想内容丰富的诗作。《春望》就是他于757年春季所写之最为愤懑悲痛的诗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在这诗中，杜甫欲渴望得到一封“抵万金”的“家书”而不得。时届中年的他竟“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闻一多也一样，1922年7月他留学美国后，面对着民族歧视，他在是年9月写给朋友信中就说:“让你先看完最近的两首拙作(按即闻一多随信所寄诗作《太阳吟》和《晴朝》)，好知道我最近的心境。‘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但“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226]就在《太阳吟》这诗中，作者酣畅淋漓地抒发思乡之情。但他既非一般的直抒胸臆，又不同常见的咏物抒情，而是寄寓太阳，以海外游子对太阳倾诉衷情语气，表现对家乡思念和对祖国挚爱。诗歌从开始抱怨太阳逼走自己的还乡梦，到请求太阳让自己跨上去看望家乡；从向太阳问讯家乡的消息，到向太阳表示愿把它当作家乡；其一腔激情，顺着这线索倾泻而出。尤其唱到激动之时，闻一多甚至认为那“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并且那“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诗人借助太阳这一形象展开神思，“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地时而地下天上，时而西方东方，时而茫茫宇宙，时而深秋故乡。特别是他居然希望太阳驾起龙车，把五年当一天跑完；竟然想到要骑上那“神奇的金乌”，天天望见一次家乡。意境是多么开阔宏伟，色彩是多么神奇瑰丽!这种描画，就不仅让诗的爱国内容丰富浑括，而且更充满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其实闻一多和杜甫最相似之处，更因他们都在最困苦时候，想到的不唯自己而是人民。贫病交加的杜甫晚年在其流转湖湘到达岳州后，当他看到洞庭湖畔渔父农夫虽整年辛苦，但却不能摆脱因缴租税卖儿鬻女惨状，他则悲愤写下《岁宴行》表现他们疾苦:“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罡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杜甫最后沉痛悲呼:“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甫所以写出如此深刻诗作，当然和他沉沦下层，不断深刻洞察民生疾苦有关。就在此前的夔州时期，他亲身经历诸多如《前苦寒行二首》，和《后苦寒行二首》的遭遇等，这才能够写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之关于任由寡妇打枣的《又呈吴郎》，以及看到贫女采摘野菜就想到黠吏对于人民压迫剥削的《遣遇》:“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正因后期杜甫经历万千磨难，因此对当时现实才有更清醒观照。所以他才能写出责罚时政问题的《诸将五首》，从而表现出杜甫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尤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闻一多也一样，他在前期不仅写战争罪恶的《荒村》，而且更写黑暗腐败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春光》《心跳》《罪过》《天安门》和《飞毛腿》等。就在闻一多开篇极度渲染万般明媚的《春光》里，最后的诗句竟是“忽地深巷里迸出了一声清籁:/‘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这就不能不让人《心跳》!因为虽然在“静夜”中“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的惨况，但却能让人听见“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的噩耗。于是这又让我们在军阀混战之上百里的《荒村》中看到:“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镶石块!”即便“玫瑰芍药犹墙隅自开。新出稻秧，翠蔼宜人”，但“这样一个桃源”，也“瞧不见人烟”。这究竟是谁的《罪过》?为了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老头儿”不得不赶早出城叫卖。但是“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怎奈“老头儿拾起来又掉了，/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哎呀!“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回头一家人怎么吃饭?”虽然如此，但在诗人笔下，这还不是最苦。最惨的是在北京城《天安门》前拉车的《飞毛腿》，虽然他整天把车擦得锃亮，更欢快和乘客谈天说地，然而“那天河里”，竟“飘着飞毛腿的尸首……”，这因“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可以说，闻一多和杜甫一样，因他们心里装着人民，所以才能看到民间疾苦，让笔底掀起波澜，创作出为人民呐喊的诗篇。
闻一多所以在其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发生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其后期都发生根本转变，即由前期“艺术忠臣”转变为后期“人民忠臣”，由前期对“国家主义”崇奉转变为后期对“人民至上”呐喊。这则因毕竟时代不同缘故。闻一多较之杜甫，在“国家”和“人民”问题上，却有更进步的认识。虽然“诗人的天赋是‘爱’”，他们都“爱他的祖国”，并“爱他的人民”，[227]但后期闻一多绝不同于将“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的杜甫。面对当时统治者腐败和人民流离失所，针对当时“政府”即“国家”之错误宣传，后期闻一多则坚定说:“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闻一多所以将“人民”和“国家”这俩概念特意“割裂”开来，他的解释是:“有一个观念得先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他说“国家究竟是什么?……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就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因此他认为:“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228]由是可以看出，在“国家”不管人民死活时，闻一多是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实在说，闻一多后期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转变乃至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更因闻一多和杜甫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同时，还具有很大差异。
其主要表现虽然杜甫也有很多不满“朝廷”之处，但从总体来说，他始终挣脱不了愚忠思想对他的羁绊。这有他晚年在穷困潦倒中离开成都草堂后，顺流直下在病滞云安时所作《长江二首》诗的内容为证如:“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即便他在穷途末路前途未卜情况下，其所不能释怀的仍然是“奉君”之“心”。而且他这愚忠思想，更在其《客堂》之诗句“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中表现出来。杜甫这忠君思想，即便在他此期重病之中所写的《十二月一日三首》中，也时时念挂“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按明光即朝廷的明光殿)而且杜甫这思想，在他之《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中，也并不因“卧病楚人山”，或“幽独移佳境，/情深隔远关”，而在“寒空见鴛鹭”时，却仍然不忘“回首忆朝班”。诚然，杜甫也时有向朝廷“谏诤”表现，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时期。虽然很多研究者将他之“谏诤”论证为属于杜甫作为“良臣”的表现，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杜甫这“谏诤”背后蕴藏的愚忠内涵。因为毕竟杜甫尤其前期，他是奔走于权贵之间恳求得到推荐，并写出诸如《敬赠郑谏议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和《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等逢迎对方和表白自己的内容。就在杜甫认为此举效果不佳情况下，他更相继在天宝六载和九载向唐玄宗献《天狗赋》和《雕赋》之后的天宝十载，在其不惑之年，又向皇帝敬献《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亨太庙赋》和《有事于南效赋》并终于奏效。
然而闻一多却不然。这从闻一多后期一系列杂文如《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五四历史座谈》《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人民的世纪》《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和《最后一次的讲演》中，就可看到闻一多和当时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这里且不说他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针对国民党特务镇压学生的暴行，说“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不说他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面对国民党特务手枪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就单说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他对蒋介石的直接抨击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闻一多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写作，但却署名蒋介石的否定“五四”精神鼓吹独裁的专论。针对自己的直接感受，闻一多给予无情抨击。不惟如此，当时闻一多更在一次集会上，直接点名责骂蒋介石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他还补充说，“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229]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闻一多后期直接站在当时政府对立面，这才敢于直接质问或者责骂蒋介石。然而我们的回答却是否定。其论据就是，即便闻一多前期在崇奉“国家主义”时，他虽然并不反对孙中山先生，但对国民党却抱不以为然态度。闻一多这不媚权贵精神，是与生俱来。他就曾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230]对这两者，闻一多均为不屑。正所以此，在他一生中，闻一多不仅没能从政当官，相反却因敢于向腐朽政权抨击而被杀害。
由于杜甫的“人格”始终在“独立与依附之间”，而“仕途”也始终属于“致君与制于君”，[231]所以杜甫无论如何“谏诤”，乃至关心人民疾苦，都不可能跳出“忠君与爱国”为一体的封建制度维护者的局限。然而时代推动闻一多，他以其“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识，彻底将“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人民，爱他的祖国”结合在一起，奋力抗击封建腐朽政权。杜甫固然具有忧患意识，然而因其是为当朝政权巩固，因此他之忧患始终是在束缚自己。闻一多则不同，因为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因此他之忧患则是解放自己。杜甫固然具有“复兴”意识，但他“复兴”是为唐朝。闻一多则不然，他之“复兴”是为整个中华民族命运。杜甫始终挣脱不掉儒家思想束缚，终生渴盼的都是“仁政”实现。虽然闻一多前期也笃爱儒家思想，但他最终“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232]最终反对的却是暴政。基于他们以上差异，杜甫只能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而闻一多，除属于中国历史上优秀诗人名称外，他更是中国历史上争求民族和民主解放的“斗士”。
既如我们分析闻一多和杜甫这些差异，那么闻一多为何还始终对杜甫崇奉!这因杜甫包括其诗均属复杂“金银盾”。然而转变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之后期闻一多其所崇奉杜甫的，却是杜甫及其诗复杂“金银盾”的闪光点即表现出来的“人民性”内容。这又是我们所分析之他们在差异中，相同或相近之处的最重要契合。正所以此，这也是后期闻一多凸显杜甫这“金银盾”中最有价值内涵的原因。这就犹如逻辑学中的交集，在他们各自独有的“空间”即内容之外，亦具“交叉”的共有内容。这正所以闻一多也是复杂“金银盾”。他之前期和后期不同表现及追求，尤其后期对杜甫及杜诗“人民性”内容的充分肯定，其所表现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良心，还是来自儒家的“仁”之思想。但这仿佛又是一个怪圈，即闻一多的后期行为，是既来自儒家思想，同时又背叛儒家思想。如若破解这难题，当然需从根本上寻找突破口，这即儒家思想更是复杂“金银盾”蕴含着更为丰富内容。遗憾的是，历史的局限让伟大诗人杜甫几乎全盘接受儒家思想，然而历史的进步，则让闻一多部分接受儒家思想精华同时，更批判儒家思想糟粕。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在杜甫和闻一多的不同宿命中，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