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闻一多与李白异同比较研究论
闻一多在其前后两个时期，曾经对很多古代诗人的认知角度发生变化，唐朝的李白当属其中之一。闻一多对李白的认知或者说人格塑造，最先见诸文字的，应该是他创作于1922年的叙事长诗《李白之死》。该诗表现的是“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191]的故事。该诗从六个方面表现内容，这即:1.在杯盘狼藉醉客风流云散境况下烂醉如泥的李白于无限孤独中的颠狂；2.无限孤独中的李白盼望清纯月亮出现而不得的无限焦灼；3.在迷醉中面对具有“清寥”和“莹澈”之美但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发出无限怨怼；4.在怨怼中联想自己的不公遭遇因而对整个不公平社会进行质问和谴责；5.在“如同一只大鹏浮游于八极之表”，发现“不可思议的美艳”月亮世界“竟同一阕鸾凤和鸣底乐章一般”意境中，不自主地产生自惭形秽思想；6.不怕牺牲自己入水“救月”，以及“救月”后的欢悦等。全诗以李白聚会饮酒烂醉描写开始，接着写盼月和望月，继而写登月和救月，最后写救月后死前之欢悦，中间插以心理描写，把个“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192]的李白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作虽然根据的仅是一个世俗传说，然而闻一多用热情奔放的语言，高昂激越的格调，极度夸张虚构的曲折离奇情节，其所创造出的超越现实但却理想化的境界和理想化的人物，却正是他当时心目中理想的李白形象。
闻一多早期对李白如此热爱，他甚至在早期论文《杜甫》中，认为他们的初次会面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因此属于“诗中的两曜”。谁知在经历漫长岁月之后的1945年，他对李白的认知角度，却发生转变。为反衬屈原并认为其属于“真正的人民诗人”而被拥戴时，闻一多说“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193]闻一多“疏远”李白不惟如此，就在此一年多前于中法大学讲演《诗与批评》，给我国著名诗人划分等级的时候，他作比喻也仅把李白“假想”是“一味大黄，陶渊明是一味甘草”。而因为“杜甫…的诗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并且“他的诗博、大”，因此闻一多认为“杜甫应该是一等”而把李白排除在外。虽然闻一多在此演讲中避开李白及其诗作的“等级”，但我们从他之“你只念李义山就糟了”，因为“你会中毒”；虽然承认“陶渊明的诗是美的”，但他却又认为陶“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的论证中，就可看出他对李白及其诗作的认知态度。
就在这次演讲中，闻一多在骂“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同时，更骂李白曾经非常崇拜的“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闻一多归纳说:“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194]也许鉴于其早期就根深蒂固认为李白诗作的“瑞彩”和“仙气”，其“‘美’是碰不得的”，因为“一沾手它就毁了”[195]即独特之文学审美贡献的缘故，这时闻一多只运用“互文见义”方法，没有像骂陶渊明一样公开骂他，而只骂李白特别崇拜的谢灵运作为代骂。
闻一多前后两个时期对李白评价的落差如此之大，这原因则是他后期文艺思想和其前期相比，发生根本性变化。闻一多前期所追求的，是所谓“唯美主义”的纯诗。然而随着“不是混着好玩”生活岁月的流逝，“知道”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196]后，他后期即在抗战胜利前后的西南联大时，就逐渐彻底摒弃“艺术为艺术”文艺观，而坚持“艺术为人生”价值取向，毅然站在人民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197]号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学习”，[198]以创作出无愧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如果仅从纯诗的“唯美主义”追求相同，就认为是前期闻一多崇拜李白的原因，那还明显肤浅而不能让人信服。当时年仅20多岁的闻一多和李白相同者，是他们都清高孤傲，飘逸潇洒，共同具有聛睨一世的气概。当年李白的所谓隐逸思想，尤其“不事权贵”的潇洒和大气，乃至被“赐金还山”的遭遇，就很为闻一多同情和欣赏。因此，闻一多这才借世俗传说，在诗中塑造李白的超然态度不和浊世同流合污的清远高洁人品。在此，闻一多是用理想化方法塑造形象，将其对李白的想象和欣赏，完全倾注于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之中。我们认为闻一多《李白之死》通过主人公醉后捞月而死的过程描写，表现李白的超然态度和高洁人品，亦可从李白早年《赠孟浩然》诗之“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中得到证明。因为这题记即为《李白篇》的主题所在。就在李白《赠孟浩然》这首诗中，他还在最后两句高度赞扬孟浩然“高山安可仰，徙此揖清芬”的出世之举。无论李白还是孟浩然，这在当时的闻一多看来，都是不谋功利的表现。而闻一多当时所赞扬和追求的，亦正是此。因此他才在该诗中塑造李白这个不事功名利禄，专求“迷花”和“醉月”的超凡脱俗形象。诗中的李白为“救月”而死，在此不是“故事”的结果，而是一个象征。闻一多正是通过此象征，在浪漫故事的描写中表达自己对李白的欣赏。
基于以上所具有的共性，他们又都不可避免表现出个性张扬的率真特点。即如李白在很多自叙或诗作中就有表现，请看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说:“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再如在《与韩荆州书》中又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更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直说:“倚剑慷慨，气干虹霓。”而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则说:“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在被逐失意后的《书情赠蔡舍人雄》中怒说:“峨眉积馋妬，鱼目嗤玙璠。白璧竟何辜，清蝇遂成冤。”即便在畅想神道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也不忘重申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情结。
李白具有如此强烈自我表现个性意识，被称为“在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199]同样雄心万丈。其在创作《李白之死》后，他就说“很相信”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而仅把郭沫若“颇视为劲敌”。[200]这因他“以为‘惟我独尊’是诗人普遍态度”。[201]再后来，他致信梁实秋、吴景超谈及清华文学社创办刊物时更说:“我所谓兴味者非视为儿戏也。实在我的志愿远大的很。”接着就说“景超所陈三条理由(一、与文学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我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我的宗旨不仅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202]针对当时国内自由诗派的“泛滥”，闻一多不仅因“耳闻诗坛叫嚣，瓦釜雷鸣”，更为“责任所在不能不指出他们的迷途来”，[203]而且他还要欲“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204]因为“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而“其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以正当观念与标准”，为的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205]率真的个性，孤傲的特征，飘逸的风格，清高的表现，不事权贵的操守，所有这些，就必然让早期闻一多崇拜李白，并把李白塑造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既然如此，那么后期闻一多为什么对李白的认知发生变化?这当因他们具有诸多差异。虽然闻李二人都具率真性格，但李白没有闻一多人格崇高。闻一多1928年极力肯定“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伟大同时，就以李白作陪衬认为“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206]闻一多认为李白没有人格的方面很多，如为做官屡次干谒，两次入赘相府为婿等。更尤为让人诟病的是，其入赘的第二任妻子宗氏为奸相门楣。所有这些虽有历史的多重原因，但肯定都为闻一多所鄙夷。除此之外，可能还因李白论人做事没有一定标准。李白研究专家周勋初就认为他“很情绪化，每随心境转移而对古人任意驱遣”。因此“后人往往惊诧于其对圣贤的任意唐突，好像个人没有什么一贯的思想倾向，实则都是他性喜冲动，口无择言，故每有前后相悖的表现”。该观点的论据则是，就在李白旅居东鲁作《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邪》中，他尚认为“尧没三千岁，青松古庙存”，因而对“古人向来视为实现理想政治的圣君”如唐尧、虞舜，“似有肃然起敬之意”。但其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却又说“庙中往往来击鼓，尧本无心尔何苦?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酒中乐酣宵向分，举觞酹尧尧可闻?何不令皋鲧拥彗横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而表现出对尧的“嘲弄之意”。[207]在同一地点，并且基本同一时间，对同一历史名人表现出不同态度，这即李白的为人。
然而闻一多却不然。他虽然也如李白那样率真，但他之率真性格始终建立在道德约束之上。国家前途和人民生计包括家庭重担等，始终是他最关注内容。这在他书信中就有最真实表现。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长陈国恩先生对此有非常深入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内容即一、“基督的信仰已失，基督的精神还在”。二、为“公理”而战，死何足惧哉?三、“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尤其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的挑衅，更将他伟大崇高人格发挥到极致。这因“如果说以前他所挑衅的只是文艺圈里和学术圈里的权威，那么这一次他所挑衅的则是掌握了政权的当局。”而这种“越是遭遇强权，越是表现出抗衡的伟力”，就使“闻一多的性格——他人格的直接表现的逻辑此时再次得到了印证，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所进行的终极的表达”。这即“他付出了生命，但历史却因此改变了节奏”。应该说，“闻一多的这一挑衅，由于有正义和公理的道德基础”，这“便由一种走极端的人格类型转化为一种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富有崇高意义的伟大人格”。[208]虽然闻一多也曾对古今名人如庄子、李商隐和郭沫若、鲁迅等前后有着不同认识和评价，但那因或者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尤其是针对不同事件的批评，或者是在闻一多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都发生根本转变情况下作出的判断，而绝不像李白那样“随心境转移而对古人任意驱遣”没有是非。闻一多是各类道德的恪守者，任何伦理都拴不住的李白，更遑论让他自觉遵守。
鉴于以上原因，闻一多和李白在大是大非事件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操守也迥不相同。应该肯定李白缺乏是非之分，即如他对安史之乱的认识，就非常糊涂。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造成极大灾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然而对这种逆行，李白却以不无欣赏，乃至嘲弄心态在他《猛虎行》中说:“旗旌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虽然其后两句即“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表现出他对战乱不满，但如和杜甫此类诗相比，就缺乏那种对叛乱者透彻骨髓的痛恨。尤其诗之结尾即“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两句，不仅没有表现对带给人民深重灾难之叛乱者的丝毫抨击，却反而将其比作争权夺利的楚汉之战。这就难怪学界认为“李白的政治见解很差”。因为“他在《猛虎行》里，把唐朝与安史之乱平等看待”。虽然如此，然而李白却在王室之争事件中，将李璘的叛军称作“王师”，而将朝廷的讨伐军队称作为“北寇”。这有李白在随永王败逃时的《南奔书怀》为证。李白“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这就难怪他对“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更不会看出”。[209]虽然永王李璘割据东南和肃宗之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当然不错，但在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人民亟待修养生息情势下，李白既不像杜甫那样抛离家小冒着生命危险投奔朝廷报效国家，也不像和他一样同在江东避难的萧颖士和孔巢父那样，坚决拒绝永王幕府诱惑并百计千方逃离，而却在即便妻子宗氏也坚决反对情况下欣然应约，从他避乱安史之难的庐山，前往永王幕府欲成就不可能实现的霸业，以致落下身败名裂下场。
闻一多却不然。请看他在关键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五四”那天，因为清华学校远在北京郊区，闻一多及诸多清华学子未能参加当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然而在他听说城内爱国热潮情况后的当晚，就在清华食堂门口贴出岳飞的诗词《满江红》以示声援。次日，他就积极参加清华学生集会并担任书记整理材料。6日，他又在罢课过程中任职清华学生代表团秘书部，抗议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执政当局的卖国行径。面对民族歧视，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时期更义愤填膺，写出很多爱国诗篇如《太阳吟》《洗衣歌》《长城下之哀歌》《醒呀!》《我是中国人》和《七子之歌》等，以表现自己的爱国激情，并且发表后在国内文坛产生重大反响。虽然他在那时参加以“国家主义”为思想根基的“大江会”，然而他们是将其定义为“中华文化的大江主义”。[210]这因“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并且又因“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因此“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我们如以求真观点看此问题，闻一多当年所接受的“国家主义”，其实正是他后期接受民主主义的基础。因为二者共同贯穿着爱国主义内容。正是这原因，闻一多留学尚未期满，就毅然提前两年回国，为的就是“推尊我国文化”[211]即我们现在所说弘扬中国文化优秀传统。1926年“3·18”惨案发生，闻一多满腔愤懑，当即写下《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和《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抨击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的暴行。他在前者中不仅“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而且更要“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学习陆游拜伦以“杀身成仁”。在抗战时期尤其抗战胜利之后，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闻一多更站在民主主义者立场上，揭露他们的“兽行，或超兽行”，[212]尤其面对“手枪”做最后一次慷慨激昂演讲。纵观闻一多一生每一历程，无不站在国家立场而为人民着想。
正是为国家和人民着想，所以在闻一多身上，背负的则是儒家为家国而奋斗努力的沉重负担。这在他书信中同样有着表现。此前我们介绍闻一多信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等内容，就是最好说明。除此之外，当然还有1919年5月4日之后，他“致父母亲”信就说:“男在此为国做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闻一多还说:“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213]他更在“致家人”信中说:“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但“若徒为家庭谋利益，即日归国谋得一饭碗，月得一、二百金之入款，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亦责任中事”。然而“惟国家糜巨万，以造就人才，冀其能有所供献也”。闻一多还说，虽“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至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据此他认为“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所以他在美国就“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之变迁”，这才与“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214]不惟前期如此，即便后期，针对统治者的腐朽尤其对人民利益的漠视，闻一多虽然挣脱儒家忠君与爱国为一体的束缚，但他之为祖国前途和为人民公共利益着想的作为，他之知识分子的良知，仍然是儒家思想体现。不过这时他不仅仅是说，而是言行一致地走上十字街头，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呐喊。
闻一多如此，然而李白却不然。儒家伦理道德绝对不能约束于他，这就表现出游侠作风或者说行为。请看李白在《侠客行》中所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虽然这首诗之“侠客”确指存在争议，有认为是李白本人者，有认为是李白所写他人者，但我们应该确认的是，无论李白实写自己还是他人，其均属李白崇奉的行为。他这种游侠崇拜，还表现在《结袜子》这首诗中:“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如果认为这是表现李白为感恩，而不惜抛弃生命的价值追求，那么我们再看他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所自述:“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钦高风。”李白曾打架斗殴这是不争事实，这有崔宗之《赠李十二》诗之“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为证。魏颢也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确实如此。除此记录以外，李白还在他的《结客少年场行》中说:“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更在他的《白马行》中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以杀人为自豪并作诗为证炫耀，可见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自述的“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当属实情。因为这即他“轻财好施”，遇“落魄公子，悉皆济之”的最好证明，并且既具如此“重义好施”的挥霍品行，这就不可避免当他在长安和“斗鸡走马”之徒龃龉之时发生暴力冲突。这又有《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自叙他“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嚇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为证。李白追求游侠反对儒家行为准则，这在他之《行行且游猎篇》中也有说明即:“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垂帷复何益?”
综看以上分析，李白确实和坚忍不拔、苦学笃志的闻一多作风不同。闻一多是像杜甫在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境界那样，“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在自己最困难时候，时时想着祖国前途和人民利益。为了祖国和人民，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他，明知山有虎，他却偏向虎山行，并最终用自己生命，谱写最华美诗章。然而李白在自己求官仕途遇到挫折时，他追慕的则是将光阴消耗在酒肆之中。李白的饮酒诗在他作品中占有很大分量，如《山中与幽人对酌》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但最著名，也最能体现李白奢酒的诗篇还有《少年行》之“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据相关资料可知，因为李白即为胡人出身，因此他最爱去到胡肆饮酒。和此内容互为补充的饮酒诗，李白还有《白鼻騧》之“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他在《将进酒》中，整天“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消磨时光，这就难怪杜甫《赠李白》规劝其不要“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不可否认，无论李白抑或闻一多，均曾对庄子之“道”产生过超常钟爱。但闻一多对庄子“道”的崇拜，是醉倒、倾心、并发狂于庄子的独立人格，还有就是《庄子》哲学与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一兼二任功力。可以说，闻一多对庄子“道”的热爱，是建立在他高洁人品之上，从而真正表现他早期的超然态度。当然，后期闻一多在感受生活严酷后，他对庄子及其道家有了新的认识，尤其痛恨统治者利用庄子之“道”欺骗并蛊惑人们逃离社会。在这情况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一反前期观点而对庄子及道家所谓遁世思想和行为进行批判。觉醒的闻一多因要诗和人民相结合，因此他在后期就特别推崇屈原，并认为其不仅是爱国诗人，因为那样定性不足以说明屈原思想的高度而显得太狭隘，而应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才能将其崇高表达出来。这正如郭沫若对其所评价:“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215]正是闻一多获得屈原般人民意识，因此其在后期才坚定不移号召文艺工作者“不要忘记西南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是今天受苦难最深的中国农民，也是代表最优良的农民品质的中国农民”。[216]他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崭新的文艺形式和内容，我们要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去为他们服务”。[217]
然而李白却绝不像闻一多那样在国难当头，并在自己也深受其害情况下离“道”，而是在遭遇仕途挫折被“赐金还山”情况下，正式入“道”。更何况，李白所接受的“道箓”，其实远非庄子道家之“道”，而是“自东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流行着”的“实质是巫术的宗教”。[218]因庄子道家所追随的“‘神人’或‘真人’，实即人格化了的灵魂。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而又因“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因之，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219]庄子哲学的核心是追求灵魂即精神不死，然而道教思想却属于杨朱哲学追求的肉体不死。因此李白在接受道箓之后，就不仅以炼丹为能是，现以其《颖阳别元丹丘之淮阳》句，即“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为证；而且他还服用所炼金丹，现以其《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诗句，即“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迭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为证。应该说，李白既接受道箓，遵守道之戒规就理所应该。然而被称为“酒仙”，并且堪当其名的李白，显然违背这项原则。他在其《襄阳歌》中就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他此语当然属于夸张。但其在《来日大难》中所写之“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今日醉饱，乐过千春”者，却并非仅为夸张之词。又因李白终生在《行路难》中追求者是“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享乐，因此李白虽然接受道箓出世，但是一旦偶有机遇，他就会重新入世。他最后也最为人诟病的选择就是证明。这即当他遭逢到因王室内争而割据东南永王幕府礼聘的机遇，为欲施展为官仕途的抱负，他就不再崇奉“神仙”而欣然出山。在国家亟需百废待兴，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境况下，李白全然不顾水深火热中人民的新灾难，我们将他此举和闻一多的最后选择相比，实在不敢苟同。
我们首先承认历史上任何杰出或者伟大诗人，都是复杂“金银盾”。李白当然不能例外。而作为复杂“金银盾”的闻一多，其在不同时期认知的李白，正是其复杂“金银盾”的一面。实在说，如果认为李白诗完全没有表现劳动人民内容，那不符合事实。有，但是很少。因为李白千余首诗作中，直接反映同情劳动人民内容的诗篇，实属寥寥无几。正因为这样，李白诗的人民性才被他其它诗，尤其被他百多首求仙诗所遮蔽。李白这种情况，恰被由“艺术忠臣”转变为“人民忠臣”，全身心倾注在为人民利益鼓呼的闻一多，在抗战胜利前后这个特殊时期发现并发挥到极致。其实闻一多如此不过是借题发挥，阐释他当时“人民至上”的政治诉求。虽然如此，但若将他们一生的经历和追求相比，就更应该肯定闻一多由艺术至上的崇奉者转变为人民至上的理想者表现。因为贯穿闻一多终生的追求，是“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220]这才让他最后成为一个真正民主主义者。然而李白却不然，在这个“金银盾”身上，就熔铸着多重的内涵表现: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他始终不能忘怀的儒家建功立业的心态，其次才是道家的及时行乐表现，再者是墨家游侠多重标准的顽劣作风，最后应该是纵横家欲乱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但却趋利忘义的行为。其实，就在他们均具有“飘逸”的契合特点中，也能分析出差异。这即闻一多的飘逸特征属绅士追求，而李白的飘逸特征，则属于游侠表现。在他们一生中，闻一多体现更多的是道义，而李白体现更多的，恐怕只是狭义。
实在说，我们评价李白既“不必仅从政治着眼”，当然也不能从其作风着眼，“而应扩大视野，对李白在诗文领域中的贡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何以能产生这样一位充满奇光异彩的诗人，进行全面的、多方位的探讨，以免限于一端而不见整体”。[221]挖掘并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李白那仙风道骨气质，无与伦比才华，朝阳般喷薄而出的激情，更应该为我们所肯定。虽然如此，但我们此前论证不是苛求李白，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为充分肯定闻一多当时对李白批评寻找论据才对他们进行比较。闻一多对李白的认知所以和前期不同，实在是他后期观察事物的坐标发生转变。前期是以不事权贵的飘逸为坐标，后期则以为人民利益的着想为坐标。虽然如此，但后期闻一多在经历上下探索和艰难跋涉，终于转变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后，在剔除知识分子清高和孤傲同时，却保留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仍然坚持不事权贵的操守，这才能够真为人民利益而鼓呼。因此，闻一多后期对李白的批评，即李白“不是为着人民的”这句话，则是他们差异的根本。我们如果辩证分析就会发现，闻一多前期知识分子清高等独立意识的表现，正是他后期反抗当时“政治霸权”[222]而成为民主“斗士”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假使我们再根据闻一多后期的表现分析，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闻一多无疑达到冯友兰哲学的“天地境界”标准，而李白终生所追慕者，则属于“功利境界”，更多时候，其还停留在“自然境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