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闻一多与朱湘异同比较研究论
同为清华学子并均曾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和朱湘，虽然他们年龄和出国时间各有早晚，但作为《晨报》副刊《诗镌》发起者的诗人，却有共同诗学理论追求:都借鉴并继承中外文学遗产，主张中西艺术结合；都追求形象思维，认为诗中不能掺杂哲理；都重视象征表现，认为电影不是艺术，反对刻意写实。他们诗作也彰显共同特征:都在自由体中追求格律，讲究诗的形式美；都追求诗歌音节的抑扬顿挫，讲究诗的音乐美；当然，也都追求诗的色彩，讲究诗的绘画美。而且，他们还借鉴西诗形式，尝试写作十四行。闻一多诗作丰硕，生前出版有《红烛》和《死水》，牺牲后出版有《真我集》《集外集》和《旧体诗》，还有《译诗》问世。朱湘也一样，生前出版有《夏天》和《草莽集》，死后有《石门集》和《永言集》出版，他也翻译过诸多外国诗作。
闻一多诗作风格表现为热情似火而不失深沉，被朱湘称之为“幽玄”。[148]根据前后内容断定朱湘写于1928年的信，他对当时诗坛各家的“评语是:闻一多刘梦苇最好，汪静之郭沫若次之，徐志摩又次之”。[149]我们即以闻一多代表作《死水》诗论之，其所以在新格律诗乃至新诗中具有至高地位，因为诗人接受多种影响和借鉴，真正是集古今中外诗歌艺术之大成。是诗人在深厚艺术功力基础上，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的生命表现”。[150]
朱湘诗的风格表现为音调委婉而不失清丽，被闻一多认为“词句太典雅”。[151]因朱湘诗作“技巧之熟练，表现之细腻，丰神之秀丽，气韵之娴雅”，[152]沈从文就称其在“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了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153]苏雪林则更夸赞，其“艺术不但远胜于‘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诗集，即比之新诗界负有盛名的郭沫若的《女神》亦无多让”。[154]因此朱湘至少在21岁时，就被文坛称为“中国的济慈”。[155]朱湘代表作是《采莲曲》。该诗共5段，每段10行，每行5字，7字，2字不等。虽然如此，但因每段每行字数安排的规律相同，并且都居中排列，就让参差错落有致的诗行，在视觉方面同时兼具菱形和夹心的“建筑”结构。该诗虽不一韵到底，但流动的节奏，规律的暗中换韵，尤其2字短语的插入，就不仅韵律和谐，意境也格外幽美。而且，该诗化古不留痕迹，创造不事雕琢。《采莲曲》虽然没有闻诗《死水》内容丰满和表现“幽玄”，但却有自己的明快和清新。尤其形式方面，虽然闻一多诗行排列有许多变异表现，但朱湘的《采莲曲》，内容和形式水乳交融，根据诗人意匠自然形成的隽秀结构，也堪称“建筑美”集大成者而为经典。
但以上分析并非我们的重点。我们研究闻朱并将其比较，就不能漏掉朱湘突然和《诗镌》同仁决裂这一事件。1926年4月27日，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156]闻一多所说朱湘“痛击”他的“翻脸”事件，是朱湘4月22日在《诗镌》4期发表《朱湘启事》中，透露的《闻一多所作诗的攻错》，尔后在5月10日《小说月报》发表时，改名为《评闻君一多的诗》，对他欲将出版的《屠龙集》进行酷评。《屠龙集》是闻一多精选《红烛》及其后诗作，编定的合集。“屠龙”二字，语出《〈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按即殚的通假字)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157]闻一多借此典故题名诗集，是以显示他诗艺的高超表现。
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以“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的“标准”，挑剔《屠龙集》四大“短处”:第一是“用韵不讲究”。朱湘将闻一多此之短处分为三层:即“不对”“不妥”和“不顺”。在“不对”方面，仅就《李白之死》在“土语”“古韵”，以及“阖口音”等用韵错误者，朱湘分析包括概括“居然有六十处之多”。在“不妥”方面，朱湘更认为《叫卖歌》《孤雁》《春之末章》和《谢罪之后》等，诗“韵用得寒伧”。而在“不顺”方面，他则指出《瑛儿》，乃至《美与爱》的“韵用得牵强”。
第二是“用字的…毛病”。这即“太文”“太累”“太晦”和“太怪”。关于闻一多用字“太文”，朱湘认为“《太平洋上见一明星》中的‘天仙的玉唾’”，应为“天仙的唾沫”。因为“金银珠玉等等字眼是旧诗词中用烂了的”。而且，下句“溅在天边”的“溅”字，“也用的不妥”。这是“因为一种流质必得撞在别种东西上反射回来才能叫作‘溅’，但作者的这行诗内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溅”字是用含糊了，犯了一种修辞学上不明的毛病”。朱湘认为闻一多用字“太累”，是因他的“字眼太重床叠屋”。他说“闻君没有注意到‘意境’两个字上去，而在‘字眼’上极力的求其拥挤”。他因此举例《我是一个流囚》的“哀宕淫热的笙歌”，便是如此。而且，还认为“诗里面用形容词就是一种最笨最乏的办法；有想象有魄力的人是决不肯滥用它们”。朱湘批评闻一多用字“晦涩”，列举《你看》中“细草又织就了釉釉的绿意”这句诗。他说“‘织’字便是用得晦涩之至”，而且“这正是旧诗的一个大毛病”。关于闻一多用字之“怪”，朱湘列举《渔阳曲》《闺中》的诗句，如“夕阳浸在泥洼中的积潦里”，和“喑哑的自鸣钟负墙而立”等。他指出前者如“潦”字“太文”，而且，“浸”字也用得不妥，因为小小的院落“那是决谈不上浸一个太阳”。但朱湘认为闻一多用字之“怪”，更在后者，而且“怪得无以复加”。因为诗中“居然把‘喑哑’两个字加到了‘自鸣钟’的上面”。
朱湘指出闻诗第三个短处，是“缺乏判断力”:闻一多“总是将幻想误认为想象，放纵它去滋蔓”。他以《初夏一夜的印象》等5首为例，说“虽然外面看起来令人目眩，其实里面都不过是幻想那个东西在作怪”。这种情况，朱湘将其归纳为“不近理的字眼”“扭起来的诗行”“感觉的紊乱”和“浮夸的紧张”所造成。接着，他就评析《初夏一夜的印象》诗句，如“帖在山腰下的佝偻得可怕的老柏”，认为“‘帖’字与下文的意思完全不称”，属于“不近理的字眼”。《末日》诗句如“我用蛛丝鼠矢餵火盆，/我又把花蛇的鳞甲代劈柴”，是“扭起来的诗行”。《火柴》诗句如“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还有《大鼓师》诸行，属于“感觉的紊乱”。在“谈到构成闻君之诗的怪的最末一个要素”时，朱湘断定《南海之神》和《长城》，都属“浮夸的紧张”。虽然朱湘相信这些诗:“闻君是在热烈的情感状态之下作的”，但他却讽刺说:“情感浓厚的人不见得都能做出情感浓厚的诗来，正如能哭能笑的人不见得都能作出令人哭令人笑的诗来一样。”
最后，朱湘更认为《屠龙集》缺乏音乐性。他说“在闻君的诗集中，只有《太阳吟》一篇比较的还算是有音节，其余的一概谈不上”。还说“正因为他缺乏音乐性的原故，我们才会一直只瞧见他吃力的写，再也没有听得他自在的唱过”。并下断语说，“这是闻君的致命伤”，而且“比上面所说的那种好怪的倾向严重得多”。
虽然也像一般文学评论那样，朱湘论证《屠龙集》缺点后，也有正面肯定。然而他的肯定，同批评一样不能接受。因为朱湘所肯定者，仅只闻一多“自有一条独创的路走着”这个命题，其后的断语则是:“虽然他的路是一条小径而且不长”。朱湘虽然列举《玄思》《小溪》《也许》和《伯夷》诸诗的部分句子，但却并无分析好在何处。而且结尾那句话，会更让闻一多愤怒。因为朱湘说，整部诗集“便是这方面的四个，并且是仅有的四个，好例子”。[158]
朱湘何以要对《屠龙集》进行酷评，难道他和闻一多有历史恩怨，抑或《屠龙集》真如朱湘所说那么多缺陷?答案当然是否定。其实，同为清华学子的他俩，个人关系一直很好。据相关资料记载，1922年5月21日，以闻一多等为主发起的清华文学社召开“送旧迎新会”，欢送闻一多等赴美留学，欢迎朱湘等入会。[159]此前的闻一多不仅是清华文学会书记，而且还是诗歌组负责人。至少在当时，闻朱二人已经相识。此外还有充分根据，证明他们后来虽然远隔重洋，但却没有失去联系。这有朱湘1923年8月21日《寄孙大雨》信为证:“闻一多的《李白之死》离《失彼乐土》等史诗虽然很远，但在国内也不能不算是空前的‘破题儿第一遭’了。他在暑假中寄我一信内附写了他《长城下之哀歌》的三分之一，这里面优美的片段不少。”就在这信中，朱湘除给孙大雨抄录几段《长城下之哀歌》外，还披露闻一多当时，正在“作着一首咏伯夷叔齐的史诗，定名为《首阳山下之饿殍》”。而且，他还告诉孙大雨，闻一多“已定了作一首歌咏长卿与文君事的史诗”。[160]我们从朱湘这信内容，就能断定当时他们无话不谈的亲密程度。
《红烛》于1923年9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闻一多非常关注该书影响。他1925年3月给梁实秋信，除“请查《学灯》十一月十七八日为法所作《〈红烛〉批评》，将其内容大意告诉”他外，还说“又闻十一月间又有天用者评《新现代》新诗亦及《红烛》”。闻一多更兴奋说:“《红烛》似渐有人注意也”。[161]闻一多信所说“天用”者，其实就是朱湘。只不过当时闻一多不明就里而已，虽然他们此前不久已经通过一信。[162]但闻一多给梁实秋信的内容有误。朱湘署“天用”笔名评论《红烛》，其实是发表在1924年10月20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副刊144期《文学》上。当时，朱湘开辟《桌话》专栏。就在这期副刊上，他同时发表《〈桌话四〉红烛》和《〈桌话五〉小溪》。朱湘最为肯定者，是《红烛》“色彩的运用”和“诗中有画”。他更希望作者向“画家而兼诗人的王维”学习，创作出“如画的，而又神韵悠然”的诗篇。此评若和《评闻君一多的诗》比较，是后者强调《李白之死》用韵错误，前者则肯定“以《李白之死》作代表”的诗，艺术“不下似国内任何新诗人”。当然，朱湘也有批评，但却非常诚恳，绝不像《评闻君一多的诗》那样专为挑刺。而且其所批评者，亦非《评闻君一多的诗》中所反对内容，即“将幻想误认为想象”，而是闻一多“想象丰富了，音乐自然会跟着来”的理论。
朱湘最肯定闻一多的《小溪》，他甚至将其当作“《红烛》诗汇的代表著作”。朱湘所以肯定这首仅只6句的短诗，因他不仅认为该诗很好表现了“灰心的情绪”，而且“灰心的情绪从前的诗中向来没有看见写过”。正所以此，朱湘认为:“这首诗与其名为《小溪》，还不如名为《灰心》的好。”就在这篇短论中，朱湘“深信《小溪》是新诗解放以来的代表著作”，同时他也借机批评诗坛忽视题材开拓的倾向。应该说，朱湘此时对闻一多诗作的评论比较客观。
朱湘曾把闻一多作为推崇对象，这有他于1925年3月28日《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内容为证。因为在这信中，朱湘将信自称为“我个人的《渔阳区》”。[163]《渔阳区》是闻一多此前于3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诗作。朱湘如此关注并自比，可见他对闻一多崇奉的程度。关于朱湘和闻一多的关系，在他相关评论中也能看出端倪。1925年4月2日，朱湘不仅在《为闻一多诗〈泪雨〉附识》中，认为其“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而且“用韵极为艺术”。他更夸赞“《大暑》一诗与白朗宁的《异域乡思》一诗异曲同工”，并且认为“《大暑》全诗中的美妙的描写也是《异域乡思》所要看了退避三舍”。这篇短文谈及闻一多即将回国情况，朱湘更加兴奋:“一多是英诗的嫡系，英诗是诗神的嫡系；一方面我虽极盼他所提倡的‘文化的国家主义’成功，而与‘爱尔兰的文艺复兴’东西辉映，但一方面我也希望他的诗提起了国人对于英诗的兴趣，而会使荒漠的中国多出了一个漠中草原来。”他更直接说:“一多是一个理想极高可得我们整个的相信的人”。[164]因为闻一多曾对朱湘诗作有过修改建议，他1925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夏天〉自序》，就特别说明《春》诗得到闻一多指导修改而成，因此表示感谢。甚至，他在《夏天》诗集中，还收录感谢闻一多的诗作《寄一多基相》(按基相即彭基相)。因此，朱湘就推荐闻一多的作品给朋友看。[165]
朱湘如此推崇闻一多，更兼他们共同的审美追求，这就让闻一多留美归国后，他们这才发起新诗格律化运动，创办《晨报》副刊《诗镌》。闻一多于1925年夏归国回到北京时，朱湘因多次故意违犯学校早餐点名制度早被清华开除，尔后辗转上海南京，复又回到北京，在适存中学任教。此前远隔重洋万里尚且相互联系，现在近在咫尺，他们就更多接触机会。沈从文曾说:闻一多客厅经常“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楠诸先生”议论新诗，“闻先生的《死水》，…朱湘的《采莲曲》”等“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实验中写成”。[166]对此，徐志摩也有表述:“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167]闻一多自己也说:“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按根据罗念生《忆诗人朱湘》，清华四子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和子惠杨世恩。也有研究者认为没有孙大雨而是刘梦苇)为最密。”[168]虽然现在学界公认新诗格律化提倡闻一多是第一人，但朱湘却是极力推动者。这有朱湘文字为证。他说:“我还记得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上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功夫。”而且“《诗刊》办了以后，大家都这样作”。[169]事情的经过是，“清华四子”等在闻一多寓所商定基本问题后，就由闻一多和骞先艾再找徐志摩，具体商量创办《诗镌》之事。就这样，被闻一多“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并且“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170]的《诗镌》，于1926年3月27日，在闻一多书房内具体筹划出版。大家商定《诗镌》为周刊，从4月1日的周四正式刊行，此后均在周四出版。同仁还议定，先由徐志摩编辑前2期，闻一多负责编3和4期，此后将轮流编辑。
朱湘与闻一多关系如此密切，当他初知闻一多回国欲出版第二本诗《屠龙集》时，不无喜悦地说:“他近来的进步实在可惊，他的这些诗较之从前的《红烛》诗汇(《小溪》除外)，在音节上和谐的多多，在想象上稳锐了不少，在艺术上也到了火候，尤其是辞藻。他的第二诗汇在今夏回国时即将印行，这个第二本诗汇，就上述的诸诗看来，问世之后，一定要在新诗坛上放一异彩:是可断言的。”[171]朱湘的评析前后如此诸多矛盾，他为何突然写出长文，贬低自己推崇的朋友?
这直接原因是，在4月15日的《诗镌》3期上，闻一多将自己的《死水》和《黄昏》，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版面上方，而将朱湘的《采莲曲》排在左下角。朱湘认为其诗要比他们的都好，是“闻一多妒嫉他”，这就惹恼了他，因此“声言要打倒饶杨(按即饶孟侃和杨世恩)等人的上帝”。[172]失去冷静的朱湘，遂于22日的《诗镌》4期上，刊登《朱湘启事》声明退出《诗镌》。朱湘“终于与《诗镌》决裂”。[173]当时，朱湘不仅恶言伤害闻一多，而且还将怨气洒向徐志摩。他不仅公开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象是作诗的人”，[174]而且更发文说徐志摩“油滑”“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藉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175]如果从主编这角度，认为徐志摩偏向闻一多而对其出言不逊，似乎情有可原。但朱湘同时又把怨气转移此前他最要好的朋友，即饶孟侃和杨世恩等，就实在不可理解:朱湘原本和“清华四子”等，“同住在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屋子”，[176]此后，他竟“独自搬到骑河楼附近一个公寓”[177]独居。就这样，朱湘自我孤立了。
当然，朱湘对闻一多《屠龙集》酷评还有其根本原因，这即虽然他们具有共同诗学追求及创作实践，但在一致的大方向中，却存在着某种差异。既如虽然他们都讲究诗形美感，但闻一多诗作如《死水》过分追求段之行数和句之字数统一，其方正“建筑”就难免给人刻板印象。然而朱湘的《采莲曲》却不然，该诗的均衡和谐美感，表现为诗行长短及字数多少的差异中，存在着内在规律性，这即错落有致，是在变化中见整齐，而在整齐中有变化。相比朱湘诗作，尤其《采莲曲》风格的轻快，朱湘评价闻一多诗作“幽玄”者，其实亦非对《死水》等诗的肯定。虽然闻一多《诗的格律》首重音乐美，但朱湘在此方面似乎更加强势。他在《评闻君一多的诗》中，就说闻诗缺乏音乐性，认为“诗而无音乐，那简直是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因此，相比闻一多强调诗的节奏，朱湘更强调诗的用韵。不仅要求用韵严格，更要诗韵和诗情相结合。不仅要求押韵新鲜，更要忌讳用韵落套。朱湘既和闻一多这多不同，包括其他认识或审美差异，于是，这就有他认为闻一多《屠龙集》用韵的“不对”“不妥”和“不顺”，以及用字的“太文”“太累”“太晦”和“太怪”等等。朱湘既认为《采莲曲》比《死水》更具艺术性，于是原本孤傲的性格更加膨胀，这才把闻一多《屠龙集》的不足放大对其酷评。虽然如此，但朱湘的酷评毕竟也有其合理之处。否则，闻一多也不会放弃《屠龙集》的出版。
朱湘如此对待朋友，要让闻一多冷静，也不可能，因此就有闻一多给梁实秋信的那种愤怒。他对朱湘这种行为的定位是:“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闻一多还指出朱湘的傲慢:“就算他是Spenser［按即斯宾塞］(因为shakespeare［按即莎士比亚］是他不屑于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宾塞)社会上也不应容留他。”谈及朱湘的诗，闻一多则说:“在他未和我宣战的时候，我就讲了，在本质上是sweet sentimentality(按即轻飘的，浪漫的)，在技术上是dull acrobatics(按即缺乏手段的)充其量也不过做到Tennyson(按即丁尼生)甚至Longfellow(朗费罗)一流的kitchen poet(厨房诗人)，因为这类的作品只有housewives(按即家庭妇女)才能鉴赏。”闻一多最后对朱湘归纳说:“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谈起朱湘“的为人”，闻一多则说“一言难尽”。[178]
其实，就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这信时，朱湘的《启事》才刚发表5天，其所透露者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题目，而是《闻君一多所作诗的攻错》。他声明决裂之后的5月10日，发表在第17卷《小说月报》5号上的《评闻君一多的诗》，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对朱湘这种具有挑衅性质的酷评，闻一多除私下通讯给予抨击外，也很快公开回应，这即他在5月27日的《诗镌》上，发表《诗人的蛮横》。但相对给梁实秋信的愤激，闻一多此时情绪明显和缓许多。他没有进行论辩，只在分析“在这时代里，连诗人也变蛮横了；做诗不过是用比较斯文的方法来施行横蛮的伎俩”等内容后，则说“最末还要叫世界，不管三七二十一，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你看这是不是横蛮?………，要是那一方面——编辑，手民或读者——对他大意了一点，他便又要大发雷霆，骂这世界盲目，冷酷，残忍，蹂躏人才……这种行为不是蛮横是什么?再如果你好心好意对他作品下一点批评，说他好，那固然算你没有瞎眼睛，你要是敢说了他半个不字，那你可触动了太岁，他能咒到你全家都死尽了。试问这不是横蛮是什么”?闻一多的结论是:“我怕这一来，中国诗人一向的‘温柔敦厚’之风会要永远灭绝。”[179]
闻一多对朱湘这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当然有所好转，但却变为对他行为的担忧，这有他1930年11月7日给饶孟侃信的内容为证。闻一多说:“子沅故态复萌，令人担忧。这人将来要闹到如何结局?至于他对你的行为，你当然可以原谅。这人实在可怜，朋友既没有办法，只希望上帝援救他。但是，子离，你在他身边一天，还是你的责任。”关于闻一多信中所说朱湘如何“故态复萌”，以及如何“闹”等内容，现在已经无可考证。但我们据此信内容推想，应该是饶孟侃向闻一多倾吐了苦衷。虽然闻一多对朱湘成见很大，但他们毕竟是曾经的朋友。因此闻一多仍以与人为善心态劝解饶孟侃:“他需要精神的调息，抚慰。你不当拒绝这一点，虽则是他曾经那样的恼过你。”[180]
当然，闻一多所以如此对待朱湘，也因朱湘对闻一多有了正确认识，抑或“称许”，这在闻一多此后12月10日给朱湘和饶孟侃同一信的内容就可看出端倪:闻一多说，“你们两人以及志摩、实秋所给我的称许，我当然不能忘记”。论及此处，我们切莫简单认为朱湘批评闻一多，他就恼怒，夸奖闻一多，他就喜欢。答案当然是否定。因为闻一多随后就说:“但我总有些害怕，害怕你们的识见是受了友谊的蒙蔽。”[181]如果谁认为孤证不能服人，那么1933年夏天，闻一多在北京住宅看到朱湘亲自送来的《闻一多与〈死水〉》，他不仅没有兴奋，相反却坚决不让发表。因为他认为朱湘“写得太好”言过其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篇朱湘文章，是他们好友顾毓琇珍藏十多年后，发表在1947年纪念闻一多逝世周年专号的《文艺复兴》上。
也许这次会见闻一多得罪了朱湘。因为同和朱湘前往闻宅的顾毓琇，看到闻一多不让发表《闻一多与〈死水〉》后，朱湘“非撕了不可”般恼怒，于是他就“出来圆场”，说由他“保存这篇文章”[182]这才作罢。但其后即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给饶孟侃去信通报说:“子沅恐怕已经是‘疯’了”。因为当天他“特从城里跑来，一句话没讲”，只在“家吃了一顿饭”，待到闻一多“下课回来，人已经走了”。[183]朱湘这次去闻一多家其实就是告别，因为此后不到半月时间，闻一多就收到朱湘“我来了杭州——靠作文支持这几个月的唯一的地方”[184]的明信片。
朱湘此前因失业正处经济困窘时期，曾向多位朋友借钱:据苏雪林回忆，1932年和1933年，朱湘两次去武汉大学向苏雪林借款。[185]在北京，朱湘也向徐霞村借过150元。[186]而在上海，他又向赵景深借过5元买衣服。[187]虽然朱湘未曾向闻一多借钱，但闻一多对他的困窘如何认识?这在1933年10月16日给饶孟侃信中，闻一多谈到关于是否借钱给朱湘的事情。他说:“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听闻一多语气，他这是对饶孟侃征求意见的回复。闻一多所以不让饶孟侃借钱给朱湘，则是他看不惯朱湘的作为。因为闻一多接着说，朱湘“他二嫂似乎在杭州，所以他真需要的不是钱”。闻一多所说朱湘二嫂者，是在朱湘生前抑或死后，都给予他很大帮助的寡妇薛琪瑛。朱湘对她非常感激和尊重，这才到杭州看望。但从闻一多语气推测，他显然是误解朱湘。
就在这信中，闻一多还给饶孟侃谈朱湘在北京情况:“他在北京时，屡次到我这里，言谈与态度的失常，已经够明显的了。现在似乎连文章都写不通了，看上面这一句话便知道(按即朱湘给闻一多的明信片内容)。我想他靠作文支持生活，恐怕也不能长久吧!前途不堪设想。坏的是并非我们不想救不能救，而是他不受救。所谓救并非借几十元钱的问题。若是如此，问题便简单了。譬如你若替他出点主意，教他如何如何生活，教他完全相信你，他若能依从，或许生活能渐渐上轨道。但你跟他一谈这一套，他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188]闻一多此信内容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国人均明白的道理:1.授人之鱼不如授人之渔；2.救急不救穷。更重要者，则是朱湘已到无可救药地步。
虽然如此，但闻一多绝没有料到，就在此后不到两月时间，行踪不定而为生计四处奔走的朱湘，他在上海借薛琪瑛20元作为路费，然后乘船至南京，就在即将到站的12月5日早上，悲观绝望的他突然投江自尽。噩耗传来，闻一多又给饶孟侃写信说自己“总觉得不安，仿佛”他给饶孟侃“建的那议应负点责任”。虽然闻一多还说，“理智的说法，诚然这不是事实。但朋友死了，而且死的那么惨，总不免令人动感情”。当然，闻一多在信的开头，也为自己辩护。他说“前回你问我要不要寄钱给他，我劝你不要寄。当然寄了给他，不见得就救了他的命”。[189]朱湘死后，闻一多于1934年2月在赵景深主编的纪念朱湘专辑，第5卷《青年界》2号上，发表书信悼文。对于朱湘死之评价，他这样说:“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要痛苦呢?”[190]闻一多此语内涵极其复杂，既有对朱湘惨死的惋惜，也有对其生前行为的无奈。此后，就再未发现闻一多对朱湘有所评价。
比较朱湘和闻一多的终极归宿，前者投水自尽，后者被国民党暗杀。虽然他们死的结局悲惨相同，但他们悲剧蕴含的价值却迥然有异。关于对朱湘其人及其死的认识，引发过他同仁乃至后人多种结论。赵景深的《朱湘传略》认为，朱湘“是一位性情孤高的诗人，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生无媚骨’，不容于斯世”。苏雪林在《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中说:“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倾，顶上晕着一道金光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柳无忌的《朱湘:诗人的诗人》，更把朱湘之死当作“美丽的悲剧”，是他“活跃于想象的文学领域内，沉醉于诗歌美妙的音调、形象、气氛与意境中，朱湘超越了也脱离了实际的人生”的，“为诗歌所美化与纯化的悲剧”。而柳无忌另在《我所认识的朱湘》中，在认为朱湘做人的特质不是“怪”和“孤傲”，而是“清高”“直爽”及“忠厚”同时，又说朱湘“太易感触”“太多猜疑”。其他诸如何家槐、曹聚仁、谢冰莹等，都对朱湘之死给予过高度评价。
如果从形而上角度看，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更倾向梁实秋1934年《忆朱湘》的观点，这即朱湘自杀原因是他精神不健全或性格怪癖。如果是这样，朱湘之死就既非不愿向黑暗社会妥协的行为，更不是什么向失望宣战，而纯属因其偏执，这才让他走向穷途末路。既然如此，我们就梳理朱湘的表现吧:且不说他清华学习时明知违犯学校纪律要被开除，但却故意违犯的张狂；也不说他在适存中学任教时，为方便自己写作，而执意让司务赶走最好朋友饶孟侃离开公用饭桌；就单说他重回清华复学后对待老师的狂言，即“我教他倒差不多!他来教我，我就退学”等，也就不难理解他会因为诗的排版问题，和闻一多徐志摩决裂。还有他迁怒于饶孟侃和杨世恩等人，宁把自己孤立的行径，更实在太过孤傲。如果认为他留学美国时，老师根据课文读到“中国人像猴子”内容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刺激他的神经，虽然老师向他表示道歉，然而他还是决然从劳伦斯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可以理解，甚至后来因老师怀疑他借书不还，又愤慨从芝加哥大学，再转到俄亥俄大学也可以理解，然而他邀请清华同仁罗皑岚和罗念生也到该校欲“结成风尘三杰”，而当他们如约而至，他却早已离美回国的行为，[191]谁能恭维。
朱湘提前2年于1929年9月12日离美回国后，先在安徽大学任教，后又短暂河南大学任教，然后再回安徽大学任教，并任英文文学系主任月薪高达300元，然而不久他却失业了。这除学校经常欠薪因素外，还有就是他拟聘请的教员没被学校批准。而且，学校又把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朱湘何以因此和学校意见龃龉?原来前者可用英文讲世界文学，后者却只能用英文讲其本土文学。[192]朱湘执拗的结果是，学校“当局有令，各大专学院不得聘请朱湘教书。”[193]这以后的情况就是，朱湘来往于武汉、长沙、北京、天津、青岛、杭州、上海和南京等。他不仅四处漂泊，而且更四处碰壁:“他的身体被旅馆扣留，甚至被茶坊押着去找朋友解救。”虽然“他的散文本来能卖三元千字，诗甚至能卖五元二十行，可是已经找不到地方发表，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我们今天看到罗念生编辑的《朱湘书信集》，并非他书信的全部。因为“凡有可能得罪人的地方”，编者“都删去了”。罗念生就曾声明:“要等百年之后”，朱湘的通信“才能全部发表”。[194]
面对失业后的艰难，朱湘如何生活?请看赵景深回忆:朱湘夫人因他“冷天还穿夹袍，就替他做了两件棉袍”从邮局寄他，但朱湘“一收到就当了”。因为他“要吸白金龙香烟(按即当时价格较高的烟卷)，一天要吸五十枝”。[195]苏雪林对朱湘抽烟，有更为详细记忆:就在苏雪林借钱给朱湘并请他吃过饭后，面对苏雪林买的“一包白金龙的烟，一盒火柴，他以一种几乎近于抢的姿势，将烟往怀中一藏，吸的时候很郑重地取出一支来，仍将烟包藏入怀中，好像怕人从旁夺了去”。苏雪林包括赵景深和罗念生等人的回忆，是把朱湘从形上层面一把拉到形下层面。这就让我们看到，朱湘并不崇高，相反倒很世俗。关于朱湘之死，苏雪林这样评价:“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呢?社会虽然善于压迫天才，但已从许多艰难挫折中奋斗出来的他，不见得还会遭着青年诗人Chatterton(按即英国诗人查特顿)同样的惨淡的失败。他，正像他夫人所说只要肯好好干下去，安大的教席是可以与学校相始终的，而他居然为了一点芥子般的小事与学校决裂。”苏雪林还说，“大学里虽站不住，难道中小学不能暂时混混?清高的教授地位虽失去了，难道机关小职员的职分不可以勉强俯就一下?”[196]朱湘为个人生计奔波，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绝望自尽，虽然这是社会对他不容，但个人层面则因他不会做人，因此属个人悲剧。又因这悲剧的责任，纯属其性格造成，因此朱湘之死，归根到底属性格悲剧。除留给后人无尽惋惜外，更多者则是反思。
然而闻一多却不然，他是诗作诗论与人格凝聚成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始终恪守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97]这信念。他饱经沧桑，在黑暗社会的镜像中，从“‘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几千年的血腥”，[198]在看透当时社会腐朽后，持续坚守“宁能牺牲生命，不肯违逆个性”[199]的操守，终于在时代感召下，由前期“国家主义”者，转变为后期民主主义者，由前期诗人和学者，转变为后期“斗士”。他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真正由“艺术忠臣”转变为“人民忠臣”。他凭借知识分子良知，就像“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200]写出诸多适应人民需要的战斗檄文:如《时代的鼓手》《〈三盘鼓〉序》《人民的世纪》等几十篇文章，都是直接为人民利益鼓呼的作品。尤其《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这是用生命蘸着鲜红血液，写就一首中国历史上最华美最璀璨诗篇，因此被后人敬仰并“吟诵”不已。当然，闻一多的牺牲，也属于悲剧。但他之悲剧和朱湘悲剧迥然不同，闻一多的悲剧属于时代悲剧，英雄悲剧，因此被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