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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坚决地抱持着这个信念:“人们的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只要读一读《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意大利游记》，就会发现这个真理的许多鲜明和最有才华的例证。但是丹纳，正如斯达尔夫人和他的其他先驱者一样，仍然坚持着唯心史观，这就阻碍了他从他所鲜明而有才华地证明了的毫无意义的真理中得到文艺史家所能得到的全部益处。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丹纳把研究推进至于个人之外，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决定个人，实际上也是取消了个人——个人只是这三种主要因素汇合偶然形成的多种现象的一个焦点而已。这样一来，他也就把每一样东西恢复到它原来的位置。譬如在他的《艺术哲学》里就说，把伦勃朗的画和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仅仅用来追寻伦勃朗和米开朗琪罗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是荒谬的。同样丹纳是用莎士比亚或拉辛的传记材料来解释两位作家的剧作的。他一直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批评的最高的与最恒常的对象放在首位的，他认为应该把文学作品看作艺术品，固然是作者赐给它们生命，但一旦脱离了作者，它们就以自己个别的一致性、个别的身份，即使不说是独立地生活至少是独立地存在。

他的行文不但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而且富有热情，充满形象，色彩富丽;他随时运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抽象的东西，以现代与古代作比较，以今人与古人作比较，使过去的历史显得格外生动，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索沉闷之弊。

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

丹纳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文学因素学说实际上只是引导人们对环境作专门的研究。种族是一个未知的固定因子，丹纳对它没有作严谨、详确的剖析。它往往被简单地设想为“国民性”，或英、法两国所称的“精神”。时限则可以化入环境的观念之中。所谓某一不同时代，其意思不过是指某一不同背景。然而，只有我们试图去突破环境这一术语时，才出现对文学作品分析的实际问题。我们将认识到，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经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一般说来，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