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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教授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最浪漫也最精彩的改革篇章发生在80年代。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倾向于将1993年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正是由于这个决定，1993年以前和1993年之后的改革的风格和速度都有了较大的不同。从1994年到90年代末短短的几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主要改革已基本完成。

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教授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认为它开创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并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深层研究，被称作“京伦会议”。

“京伦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精神，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建立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是会议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

张军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退两步的，但是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变成相当激进的改革。

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各方面的改革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争论和分歧。不仅仅有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争论，经济学家的争论，而且党内也有争论和意见分歧。正是这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争论产生的制衡力量，使得80年代的改革相对谨慎和缓慢。

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党内思想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争论和分歧依然还在，但改革已经走在争论之前。这归功于邓小平先生1992年的“南方讲话”对市场化改革的推动。

邓小平觉得思想要更加解放，改革的步子应该更大。邓小平南方讲话向世界宣告：我们要更加开放，我们的改革不会倒退，我们的改革步子只会更快。

在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对上海市领导说，我有个失误，当时办四个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上海是我们的“王牌”。他认为上海浦东的开发有点晚了，但是他同时又说上海人聪明，肯定可以赶上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90年4月10日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决定。1990年的4月18日，当时的总理李鹏来上海宣布开发浦东新区。

28年前浦东的GDP是60亿，现在已达1万亿；上海GDP总额3万亿，浦东占1/3。事实证明，虽然浦东的开发比四个特区要晚，但是历经近30年的发展，浦东获得了令世界震撼的发展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8年的4月，国家外贸部和国家计委派出考察团到香港、澳门考察，并撰写了考察报告。报告认为，应该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两个地方，与港澳对接一下，尝试做一些出口加工的生意。

当时选了两个地方：靠近澳门的珠海和靠近香港的宝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后来，这份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会议资料，发给了所有与会的参会者。也正是这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引发了蛇口工业区的建立和后来的经济特区的构想。

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进行南方讲话。我们才看到深圳的确是沿着当年所设想的方向（吸引外资的出口加工区）发展的。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我国一线城市，GDP总额超过2.2万亿，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和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