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 五四——究竟怎样“反传统”


一百年前,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新文化以及五四运动有了更多侧面多元的评价:“部分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全民族的文化悲剧”,“彻底的反传统割裂了民族文化传统”,“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导致现代文化观念的迷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流脉”……然而,种种后人评说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也还原和呈现了“五四”的历史事实和真相。

1919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五四发声的包括了前朝官吏康梁,包括了革命先锋蔡元培、章士钊、刘师培、黄侃,包括了留洋人士辜鸿铭、郭沫若、学衡派,包括了本土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也包括了“奋斗中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人的思想丰富多元,这些为“五四”发声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和背景必然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学历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因此产生思想分歧是正常的,这需要我们进行全面而客观地思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分歧已然超越了政治。这充分证明,“五四”的时代毋庸置疑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


“五四”已然百年,我们必须了解——“五四”的反传统并不是什么都反的所谓“全盘反传统”,而是有选择的反传统。“五四”的“反传统”集中在反对专制制度、孔教、封建教育。当时的反传统者认为,它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共和进程,所以必须从思想界发动一场革命,来清除它们对国民、对社会的影响与危害。

所以,五四运动并不是笼统的反传统,而是各有具体的针对性,反专制、维人权,反不思进取,反对古代文化无条件的膜拜。“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创造性的表现,不受制于习惯,敢于创新,敢于思考。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焕发出了光彩。


五四百年,风雷激荡。在“启蒙”与“救亡”的洪流中,青年锐进之子,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风浪,心系祖国,以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百年匆匆,时代的号角声奏响了新的乐章。救亡、图存、启蒙、立新,而新的时代也赋予了青年一代新的挑战与使命。我们虽不必效仿先贤,在战场上挥斥方遒,但仍需要坚守五四青年之精神,心怀英雄气概,脚踏实地,做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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