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新文化以及五四运动有了更多侧面多元的评价:“部分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全民族的文化悲剧”,“彻底的反传统割裂了民族文化传统”,“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导致现代文化观念的迷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流脉”……然而,种种后人评说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也还原和呈现了“五四”的历史事实和真相。
1919年,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五四发声的包括了前朝官吏康梁,包括了革命先锋蔡元培、章士钊、刘师培、黄侃,包括了留洋人士辜鸿铭、郭沫若、学衡派,包括了本土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也包括了“奋斗中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人的思想丰富多元,这些为“五四”发声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和背景必然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学历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因此产生思想分歧是正常的,这需要我们进行全面而客观地思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分歧已然超越了政治。这充分证明,“五四”的时代毋庸置疑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