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主讲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曾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现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新常态”,并不是一个新鲜陌生的词汇。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此后,新常态成为各种媒体上讨论经济形式时,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最早使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年初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家首先提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
那么,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与我国的新常态有什么不同?我国又应如何把握好当代机遇、克服挑战,从而解决好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须面对的转型升级问题。
西方国家提出“新常态”,美国跟其他发达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会进入到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风险高、平均回报率低的特征。一般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大约是3%。危机以后会有6-7%的经济增长,这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种常态。
为什么在低增长、高失业的时候,投资风险会加大?主要原因是,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开支增加。但由于低增长,财政税收增长慢,财政税收的缺口会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一般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减少,资金转向投机,如股票市场等。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大涨大跌,风险就会非常高,而平均回报率则非常低。这就是发达国家所谓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经济要恢复正常,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都是收缩性的,必然带来需求减少、失业增加,难以推行。可是没有结构性改革,经济就不能够恢复生机。这是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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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我们应如何看待增速放缓?
进入新常态以后,国家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到底是多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我国的增长潜力有多大。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的发展怎么样,而是要看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有多大。潜力代表可能。除了分析长期的供给面,还要分析短期的需求面。通常所用的是“三驾马车”理论,即出口、投资和消费。要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必须更多靠内需——投资、消费。
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产业属于这种类型。追赶型产业一般通过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招商引资三种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我国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一般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这类产业可以分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两种类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则是第一种的典型代表。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种挑战,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
这一类新兴产业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研发周期短,例如移动通讯、手机、互联网产业等,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类产业通常资本投入非常高,研发周期长。这类产业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
在产业不断升级过程中,政府在扮演什么角色?
总的来说,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