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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法国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拉开了1848—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序幕。在起义过程中，无产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资产阶级也参与了这场斗争，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权力斗争当中，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波拿巴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联合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打击资产阶级共和派，又利用“秩序党”内部的分裂击败了“秩序党”。在秘密组织“十二月十日会”的帮助下，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独揽大权。次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废除共和制，复辟了帝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政变后不久马克思便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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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这段话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创造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强调了历史的主体性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条件下从事创造活动，这一方面坚持了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又说明人的创造活动受到旧的思想观念影响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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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指出，社会阶级和党派的划分，“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之所以分离，就是由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旧有的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写道：“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认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所以“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这就告诉我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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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对待革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态度

马克思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加深了对旧国家机器的结构及其反动作用的认识，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论断。马克思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既然如此，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解放，就不能承袭和依靠剥削阶级遗留的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通过革命将其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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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的本质特征以及建立工农联盟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和其他阶级的关系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农民曾是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却出卖了自己的同盟军。随着高利贷的盘剥和农民的破产，越来越多的农民必将摆脱“拿破仑观念”的束缚，逐渐正确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及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在这一“天才的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闸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论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和考察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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