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翻译的价值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翻译是伴随着语言交际的出现而进行的。最初，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是通过口头语言翻译实现的，因此口头语言的翻译必定早于书面语言的翻译。而文字一经出现，各民族间的文字翻译也就越来越多。在当今社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所有这些交往都离不开翻译。翻译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的价值与作用不言而喻，它肩负着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重任，始终与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连。本节我们就具体探讨翻译的价值。

一、翻译的语言价值

从形式上来说，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也可以说，翻译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任何翻译活动的完成都要经过符号的转换这个过程。而要讨论翻译的语言价值，必然要涉及符号转换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下面就从汉语和西方语言两个角度来探讨翻译对语言发展的价值与影响。

梁启超是对翻译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从词语的吸收与创造、语法、文化之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梁启超的论述涉及语言转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源语中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的名词，如果译入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译家有可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沿袭旧名词，二是创造新词语。沿袭旧名词有可能笼统失真，使得旧语与新义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译的作用，于是创造新词语便成了译者努力的方向。可见，正是由于翻译，汉语在不断的创新中自身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梁启超对此举例加以说明，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而“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暂不论“三万五千语”是否完全已经进入汉语系统，但就词语所带来的新观念而言，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汉语实质的扩大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

如果说梁启超已经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佛经翻译对于“汉语实质之扩大”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鲁迅先生则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把翻译视为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重要事业去对待。鲁迅认为，“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因此，鲁迅主张“硬译”，“宁信而不顺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从西方语言发展史来看，翻译对于语言改造的特别作用也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凸现。其中，路德（Martin Luther）翻译《圣经》便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例子。从路德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看，其对《圣经》翻译除了对德国宗教改革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外，还对德国语言统一与发展起到的开拓性作用。一方面，为了推动宗教改革，路德用德国大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一革命性的尝试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提炼，使其成为规范语言。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广泛大众意义的翻译语言的创立，不仅使新版《圣经》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基石，更扫清了中世纪的德意志语言的积秽，成为其后几百年里书面德语的典范。事实上，在欧洲，不仅仅是德国，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翻译都起到了培育现代语言的作用，使得与拉丁语这种公认的“文明语言”相对而言的“俗语言”，如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在种种“异”的考验中显示了自身的强劲生命力，最终确立了自我。

当然，我们在强调翻译语言价值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历史上，由于翻译策略运用不当，过分重视翻译的“异化”，从而对目的语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翻译就曾出现过对“欧化语言”的过分推崇现象，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二、翻译的文化价值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与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今翻译界逐渐达成共识，应当从“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的角度来对翻译进行定义，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翻译。

季羡林先生（1997）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可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了。

从一个民族自身发展来说，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也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例如，纵观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与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而对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来说，不同民族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要想获得发展，都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不管自身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碰撞甚至冲突，也正是在这种碰撞和冲突中，不同文化才得以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翻译的作用所带来的结果。可以说，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同在，正是因为有了翻译，世界人民之间才得以进行文化与思想上的交流。

此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艺术间的交流，文学艺术的渊源是有民族性的，然而其社会功能是世界性的。人类在长期的文明发展史上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翻译建立起了连接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桥梁，使得全世界各族人民可以共同享有人类祖先创造的财富。

三、翻译的社会价值

翻译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等方面。下面就对翻译的社会价值进行具体分析。

（一）翻译对社会交流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从本质上来说，翻译的最基本作用之一就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因为从源头上说，翻译是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正是因为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从这点上看，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其社会价值就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翻译活动，便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今天的发展成果。

以邹振环（1996）所著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为例，从中可以看出翻译是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对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邹振环以译本的社会影响为标准，选择了一百种译作。邹振环指出，这些译作“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这些译作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效应和作用，这些作用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译作的接受与传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为翻译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难以辩驳的例证。

（二）翻译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翻译对于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剧本为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书的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

萧乾认为，《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对我们的影响之大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起自黄帝时代的社会习俗受到了挑战，个人开始维护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权利，中国，这个在亘古未变的山谷中沉睡着的巨人突然从一个使人苦闷的梦魇中惊醒了”。邹振环则认为，“娜拉在‘娜拉热’中也演变成一种符号，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将来社会之先导’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这个符号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剧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全面的影响力也为翻译的作用进行了有力的诠释。

（三）翻译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具有重要影响

翻译活动对国人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说道：“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二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从王彬彬对鲁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翻译对于精神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翻译可以通过改造语言，最终起到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作用。这两者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对于这两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

四、翻译的创造价值

实际上，翻译的创造价值体现在我们上面所论述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中。从语言的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进行大胆的创造。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具有创造的特征，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从文化的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所谓“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

翻译的创造性既寓于翻译活动的本身，又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翻译打开的新的世界，更是为人们进行新的创造起到间接却广泛的作用。此外，在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时，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创造”两字之前，有一个限定词“再”。这一个“再”字，连接着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也连接着具体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源语与目的语，原作与译作。“再创造”提醒我们不要割断两者的血脉关系，同时告诉我们，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便是一种翻译精神，而这种翻译精神也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的源泉。

五、翻译的历史价值

对于翻译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翻译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人类发展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离不开翻译活动。例如，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复兴，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其都是以翻译为先锋的。

（二）从历史的发展性来看，翻译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具体的翻译活动来说，无论是对原作的理解还是阐释活动，都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而对那些艺术个性强的原作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认识到翻译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坏事，相反是为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发展观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人类的翻译活动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的内涵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