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人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行动指南

其一，制止了一些地区、一些领导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激行为，对一些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进行了有力纠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我国“还没有处理过人民内部矛盾”丰富经验的条件下开始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于日益凸显的人民内部矛盾，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如毛泽东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问题”都“没有精神准备”，“心中无数”，不知道如何处理。^[15]刘少奇也曾指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6]事实上，关于1956年和1957年接连发生的群体性闹事事件，究其原因，大多数是由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当时，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甚至用民主革命时期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看待和处理群众闹事问题。例如，有些地方领导对待闹事的群众直接采取强制和压服的办法，轻辄批评斗争、开除，动辄动用武力，开枪打死或打伤群众，甚至将参与闹事者认定为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深刻分析了社会存在的各类矛盾，提出要注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采取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从思想上扭转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待群众闹事的粗暴态度和专政作风，及时制止了群众闹事事件的扩大化，遏制了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简单粗暴行为，适当地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

其二，探索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矛盾性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原则和解决各类不同矛盾的具体措施。其中，用专政的手段处理敌我矛盾，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17]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由于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不同，所以必须注意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也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样，人民内部矛盾如果用专政的、强迫的手段处理，也可能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提出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后，又全面地阐述了一系列解决具体矛盾的措施，如经济领域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政治领域的民主集中制；科学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等。这些措施方针系统地囊括了全社会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矛盾，并且对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作了适当的安排，在不同的领域贯彻不同的方针和政策。这就有利于兼顾各方利益，促使人民内部矛盾和平解决，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党内整风运动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为后来全面整顿党风和纠正党内存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思想提供理论指导。

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18]所以，毛泽东强调，亟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纠正党风、发扬正确思想作风的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了此次全党整风的主题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就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为指导思想。同时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发表和党内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热烈讨论实际上成为整风运动的开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提出整风运动的主旨就是要提高全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为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应当承认，整风运动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都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来展开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突出强调，整风运动的要求就是：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19]具体而言，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反对那种顽固僵化的观念，反对仍然停留在运用革命时期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就是要反对在工作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反对在工作中高高在上，用专政的和命令的手段压服群众的错误思想；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反对在党内形成小集团派别，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反对在党外排斥各民主党派，以执政党自居的错误思想。

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就主要体现在区分不同矛盾的性质和解决不同性质矛盾的能力方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用了大量篇幅来阐述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本原则和解决具体矛盾的一系列方法，正是在不断解决社会矛盾的具体实践中，才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正如1957年《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提到的，整风运动要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错误的思想作风，主要检查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

一方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刻剖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和方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原理，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内在机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充满矛盾，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的思想，同时又进行了独创性的解读和发展，认为我国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并呈现出“又相适应又相冲突”的特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分析，以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保证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此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解决社会主义矛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特殊性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典型运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利益的指导方针。

另一方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揭示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动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客观事实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现实依据。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环节。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不同于旧社会阶级矛盾的激烈的对抗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矛盾，因此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况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和任务。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部分又和生产力水平相矛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协调矛盾、解决矛盾，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开辟新局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21]